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摩 罗

天人合一的思想被看作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原点。群经之首《易经》讲的是天人合一，《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焉。”讲的也是天人合一，司马迁写《史记》不说自己考察人间纷争，而是自称“究天人之际”——连史学的目标也瞄准在天人合一。儒家学人鼓励贤者成为大德，以达天人合一的大愿。天人合一于是成为了一种修炼有成的精神境界。

天人合一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这些古代哲人人生修炼所达到的形而上顿悟，还是他们所虚构的完美世界？

都不是。

天人合一曾经是人类祖先生活的基本状态，后世哲人所云天人合一，既是对这种历史状态的种族回忆，也是对这种生活状态和观念形态产生哲学自觉之后所作的哲学表述。

最早的人类想来很像今天的黑猩猩，很可能十来个一群活动于群山臻莽之间，他们最关心的是昼夜更替和草木荣枯，因为这是他们的生计所系。直到人类进入简单的氏族时代，这种关注的重点依然没有改变。在漫长的原始时代，古人凭他们的经验和世世代代积累的观察结果，在天文星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地球上的动物、植物更是具有十分丰富的了解。

古人观念中最早的天并不像夏商时代那样具有神的含义，而是浩浩宇宙和茫茫地球。人类生息繁衍在这浩浩宇宙和茫茫地球之中，希求与这些事物达到和平相处，和乐安谐。而且，他们与这浩浩宇宙和茫茫地球相处的态度，大异于今天的人类。他们既不是狂妄地要征服地球、征服太空，也不是客观地利用大自然，而是从感情上真正与自然事物融为一体。

中国人脱离那种原始状态已经非常久远，历史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对那个遥远时代的准确记录，只有奉若神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追索先民的生活面貌和观念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好在地球上还有一些直到最近两个世纪还依然保持了氏族时代基本文化特征的民族，我们借助对他们的研究能够大致猜测中国以及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等等民族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

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对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民族都已经考察得比较清楚，他们认为，离原始状态最近的民族，是澳洲大地上的原住民民族。下面我从法国学者涂尔干的著名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引述一些相关材料。涂尔干仔细研究了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对澳洲原住民进行人类学考察的大量报告，其中有斯宾塞和吉兰《澳洲中部的原住民部落》、斯宾塞和吉兰《澳洲中部的北部部落》、斯特莱罗《澳洲中部的阿兰达和洛里查部落》、霍维特《澳洲东南部的原住民部落》、埃尔曼《澳洲南部殖民地的原住民》、史密斯《维多利亚的原住民》、道森《澳洲原住民》、舒尔策《芬克河上游和中游的原住民》。在权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主要是以这些考察报告作为材料依据来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论，此外他对史密斯《闪族宗教》也多有参考。

爱弥尔·涂尔干认真描述了人与植物动物的关系模式。在涂尔干的描述中，对于植物动物具有如此精细了解的人类，他们除了研究和利用之外，同时还有普遍而又深刻的感情联系甚至血肉联系。这种联系的深刻程度是今天的人类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体验不到的。先民们不但将人类区分为各种不同的氏族和胞族乃至部落，还给植物和动物进行了相对应的分类。一些植物动物属于这个氏族，另一些植物动物属于另外一个氏族。这些与某个氏族相对应的植物动物被这个氏族群体看作自己氏族的成员，而不是看作氏族的生活资料。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当然是图腾崇拜。但是图腾一般限于某种单一物种，比如某个氏族的图腾是鹦鹉，另一个氏族的图腾是袋鼠，鹦鹉和袋鼠分别与这两个氏族具有亲缘关系，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亲缘关系。但是，以鹦鹉或者袋鼠命名的这个氏族或者胞族，其成员并不只是具有人类这一个物种，甚至再加上鹦鹉或者袋鼠也不是其全部构成。在他们的氏族或者胞族中，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植物和动物，这些植物和动物跟人类一样是氏族的成员，人类与这些植物和动物在血缘上、情感上、命运上都具有同一性，他们必须相互友善、互不伤害、相依为命。

有一种内在的纽带把这些事物和他们所处的群体联系起来，它们是群体的正规成员。这就是说，它们属于这个群体，就像人类个体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一样；于是乎，把他们和人类联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一种关系。人们把它们氏族中的事物视为亲戚或同伴，称他们为朋友，并认为他们也是由如同自己一样的血肉构成的。因此，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经过选择的亲和性与十分特殊的契合关系。事物和人有共同的名字，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自然而然地做到相互理解、彼此协调。例如，当一个Mallera胞族的瓦克尔布拉人被埋葬的时候，停尸用的支架必须用属于Mallera胞族的某种树的木材制成。覆盖死尸用的树枝也是一样。如在猎取Gurogity胞族的动物时，就只能使用以不同胞族的树木制成的武器，反之亦然，否则猎手肯定无法击中他的目标。原住民们认为箭头会拐弯，也就是拒绝射中它的亲族或与它友好的动物。巫师在其巫术中也只能使用那些属于他自己胞族的事物，因为既然其他事物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不知道如何让它们服从自己。这样，一种神秘感应的关系就把每个个体和与之相伴的那些生物或者非生物联系起来了。（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6页。）

当一个麦凯港部落的澳洲人说太阳、蛇等等属于扬加鲁胞族时，它并非仅仅是在使用一种普普通通而且纯粹习惯上的对这些不同事物的命名法，而是扬加鲁这个词对他来说确有客观的意涵。他相信鳄鱼就是扬加鲁……太阳就是扬加鲁……被划分到同一氏族中的任何事物就通过他们的联盟结成了一个牢固的体系，……无论是人、动物、植物还是非生物，都仅仅是不同形式的图腾存在而已。这就是我们刚才举证的那套程式的意义，也就是人和那些事物属于同种的原因所在：就共同分享了图腾动物的性质而言，它们确是全都具有同样的血肉。（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5-197页。）

在涂尔干的研究中，有一点对我们理解氏族和图腾的关系特别重要。古代氏族严格说来并不只是由人类构成的氏族社会，图腾也不只是作为这个人群的创造神和保护神。事实上，氏族是一些人、一些植物、一些动物、一些非生物在图腾旗帜下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这些事物共同拥有图腾的秉性和亲缘关系。在一个氏族的内部，人和自然事物达到了和谐的融合，至少在人类的意识之中，这种天人合一的情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英国人类学家布朗的相关表述更加简明扼要。他说：“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是一个宇宙体系，这个体系将自然诸现象与亲属组织紧密联系起来。1910年当我开始在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工作时，一位土著人对我说：‘袋鼠是我兄长’。这个仅有三个词的句子提供了理解澳大利亚图腾崇拜的线索。说话人不是说具体的作为个体的袋鼠是他的兄长，而是袋鼠物种被当成一个实体，它与他所处的关系就象是他与他的兄长在亲属制度中所处的关系一样。”（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翻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189页）人类感情和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不止是人类社会，而是包括着其他物种，这个结论在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的研究中阐述得非常明确。这个大的生态系统肯定比单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精神寄托的超越性。

现在的学者在研究早期人类历史时，对人类氏族时代这种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和这种状态下人类的精神文化缺乏整体的关注，而只从中剥离出“氏族社会”这个概念，只对这种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人群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关系模式感兴趣，这是对古老的氏族文化的极大肢解。氏族不只是一个社会概念，它更是一个生命概念、文化概念和哲学概念。我们不能只对氏族时代抱着社会学的兴趣，必须首先怀有文化学和哲学的兴趣。

我把氏族时代的这种文化命名为自然文化，氏族内部人群与一些植物和动物以及一些非生物在血缘上、情感上、命运上具有同一性，这是我所说的自然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先秦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更早年代（比如从五千年前一直上溯到三百万年前）的地球上很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状态，这个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业已逝去的这种真实状态的种族记忆，也是对这种历史记忆的文化表达，还是对一种淳朴单纯的精神境界的哲学自觉。

后代学人对先秦哲学家的这种表述，主要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对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文化表达和哲学自觉则关注得不够。

所谓文化，所谓哲学，都是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存经验的描述和提升。“天人合一”首先是人类祖先（包括中国先民）的生存状态和历史经验，进入人文时代以后，这些经验才提升为哲学话语。后人离远古时代越来越遥远，对先民的经验越来越隔膜，于是对前人的哲学话语只会从概念上推敲演绎，越推敲越繁复混乱，越演绎越扑朔迷离。久而久之，古人的经验和哲学遂成为后人永远参不透的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