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尊厅拜见至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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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位处建国门)二楼至尊厅举行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会。所长刘梦溪先生说,我们不是庆典,不打横幅,不请媒体,虽然有几位来自报社的,都是以朋友身份来的,不是以工作身份来的,我们开的是一个低调恳谈会。应邀与会的基本上都是长期支持本所本刊的学者。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开会,是因为李泽厚先生后天十二月二日就得回美国,刘梦溪所长决定趁李先生尚在北京赶紧开会。
应邀出席的嘉宾有李泽厚夫妇、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杨振宁夫妇、严家炎夫妇、王蒙、李希凡、王文章、李学勤、何兆武、戴逸、冯其庸、陈平原、余敦康、陈祖芬、于丹、张晓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吴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伟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沈昌文(三联书店)、董秀玉(三联书店)、顾青(中华书局)、李晨光(中华书局)、徐涟(中国文化报)、陈香(中华读书报)、郑园(北京大学学报)。还有一位媒体人没记住其名字。
在贵宾讲话时,李泽厚表示不想说什么,主持人刘梦溪先生并未勉强之。主持人请何兆武先生(他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者,87周岁)讲话时,何先生拿过话筒,说:“我不讲了,请学勤讲。”随手将话筒递给身边的李学勤。大家哈哈大笑,也没有谁勉强他讲。
整个活动很随意,很平淡,基本上是刘先生跟这些支持者和老友叙旧的那种氛围。
自助餐结束后,古琴演奏家和研究者吴钊先生给大家演奏琴曲,大家听得入迷,曲终后纷纷跟吴先生合影。
与会的年轻学人向李泽厚表示敬意和感谢的人最多,因为大多数人都读过他的思想史著作或美学著作。我以前也是他的虔诚读者,会议休息时我特意向他表示敬意并要求与他合影留念。我几乎从不主动找缘分不足的著名人物合影,可是以前从李泽厚著作中受惠甚多,所以情不自禁就失去了那种矜持感。也许可以说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影响过每一位学人甚至影响了整个时代的至尊学者。刘先生就李泽厚的时间开会,本身就说明李先生在中国学术界依然享有至尊地位。今天的餐厅就叫至尊厅,也许刘先生是看重这个名字,才选中这个要价特别高的餐厅的。
在这个至尊厅拜见至尊者,不亦乐乎。
上述嘉宾中跟本所本刊的诞生和发展关系至密者有:
王蒙,他在文化部长任上支持刘梦溪先生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当时称做研究室)及《中国文化》编辑部;
李希凡,他在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时支持刘梦溪先生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及《中国文化》编辑部。王蒙在今天的会上说,当年他跟李希凡商量《中国文化》杂志时,李希凡说,就让梦溪一手去办吧。
王文章,他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和文化部副部长以来一直极力支持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发展;
陈祖芬,她在本刊本所最为困难的时候,卖力地进行“商业写作”,将所得报酬全部捐给了本所本刊。刘先生致辞中感谢了许多支持者之后,也对他的夫人陈祖芬表示感谢,说陈先生用自己的笔和身体,支持了本所的发展。有人笑着插话:怎么说人家用身体支持呢?刘先生严肃地说:她写那些不愿意写的东西,的确损害了身体健康;
沈昌文,中国文化杂志社成立之前,《中国文化》杂志是由他所主持的三联书店出版的;
董秀玉,在沈昌文退休以后,由她主持三联书店工作,她继续支持《中国文化》杂志的出版。
到会的本所人员有刘梦溪、范曾、梁治平、刘军宁、张红萍、秦燕春、周瑾、胡振宇、摩罗、杨明、廖齐、张明峰(另有任大援、马惠娣因故缺席)。
本所人员为本所本刊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员有:
刘梦溪,他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者,《中国文化》杂志创办者,并一直担任所长和杂志主编。
范曾,他在调入本所之前就曾资助过本所和本刊,调入本所之后继续资助之。
梁治平、张红萍、杨明都曾以自己的方式给本所提供过有力支持。
上午十点开会,十三点开始享用自助餐(西餐)。午餐高潮中,刘梦溪先生宣布,范曾先生为今天的与会者准备了礼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一份范曾作品的复制品(所谓复制,可能是范曾先生亲手复制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同一幅画画了好几份),而且每份作品都不一样。除此之外,还通过抽签产生七个奖项,一等奖是一幅画(范曾亲笔,不是复制品)。范曾先生打断说:“我们不叫一等奖,我们换个雅致的说法,每个签都印有‘吉祥’的字样,其中有一个签手写了‘至乐’二字,那是一幅画,两个签写了‘大乐’,那是一幅四个字的书法,还有四个签写了‘快乐’,那是一幅两个字的书法。”刘梦溪先生补充说:“范曾教授的画是按尺寸卖的,这幅画值30万,就看谁有幸‘至乐’一回。”
抽签的结果,王文章先生享有“至乐”。
本所刘军宁享有两个“大乐”之一,我们打趣说他运气好,他说:这是一种补偿,因为我运气不好。
送签人来到李泽厚身边时,李先生婉言谢绝抽签。范曾先生马上说:“您就别抽吧,我给您写一幅。”抽签结束后,范先生对李先生说:“等您到了美国,我就将您的‘快乐’给寄过去,我寄给刘再复,请他转给您。”
在至尊厅拜见至尊者,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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