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中西文化

（低头去学西方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

摩 罗编辑

我们百事不如人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我们的紧急问题是救国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459-460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

“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我们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三》24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胡适《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三》23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西方文明的三个基本观念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atic），而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1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3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3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西洋近代文明与海盗国家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伦布、马汲伦、都芮克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7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眼界，抬高了人的想像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7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7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东方文明的缺陷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10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胡适《我们走哪条路？》，《胡适文存·四》309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全盘西化与文化本位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孟武）、何（炳松）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文存·四》395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知道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在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文存·四》396-398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文存·四》398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

“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这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胡适《答梁漱溟先生》，《胡适文存·四》325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中华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幅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胡适《答梁漱溟先生》，《胡适文存·四》325页，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