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很惭愧，作为一个甘肃人，在“文学甘南”研讨会之前，对甘南文学并不是了解很多，只粗浅的知道较有影响的完玛央金、阿信等少数几个人。

本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通过准备研讨会，我还是想粗略的勾勒一下我对甘南文学的整体印象。

甘南文学有很浓厚的地域性。任何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作家和诗人更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俗人，只有他们放低了生活的高姿态，才能写出文学的高姿态。一个作家应该在生活中具有赤子之心，他们是最神经质、最敏感、最有感受力和观察力、判断力的人。所以现实生活是任何一个作家的母体和精神的乳源。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从俗世中来的，才能到灵魂里去，这可以说是小说写作的重要法则”。哥德在和助手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到，“我写的所有诗都是即兴诗，由现实引起，在现实中有坚实的基础。我认为，那些凭空杜撰的诗一文不值”。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脱离现实而创作，即使他们创作科幻题材，也是以现实中的事多为参照。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这是上帝的选择。甘南的作家，这些离天和上帝最近的人，他们的脚印却是和现实与大地最赤裸接触的。我常惊诧于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影响，作家的创作题材，创作思想，都无不受地域的影响。我真还怀疑我农村老家的“风水”说法。如鲁迅的绍兴题材，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张爱玲的都市颓废题材，贾平凹的商州题材，张承志的地坛题材，等等。这些都无不说明这个道理。甘南作家虽然地处偏僻，但那里有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苍翠的绿树，高耸的寺庙，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甘南的每个作家都深深浸溶在这片神奇广袤的高原上，这使他们的胸怀更加宽广，为人更加质朴，心灵更能净化。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神灵之地，才层出不穷的涌现出了大量的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如老诗人益希卓玛，丹真贡布；七八十年代的诗坛“三驾马车”阿信、桑子、完玛央金，以及更年轻的王小忠、嘎代才让等。他们的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和诗歌，从文本本身来看，地域性非常明显。如丹真贡布的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政治抒情诗《歌唱要学布谷鸟》、《羚之街》、《喷泉》、《献给家乡的花》，伊丹才让的诗歌《金色的骏马》、诗集《雪山集》，雷建政的小说《天葬》、《高原色》、《西北黑人》，扎西东珠的小说《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李城的诗歌《在牛头城遗址》、《格河，最后的吟唱》等等。正因为甘南独特的地理版图，使得甘南作家的心灵更加纯净，精神纬度更加挺拔，道德标杆更具指向。这就是他们的长处。如丹真贡布的《滞留》“我守住/这富饶和这贫困//孩子们需要注射疫苗/有些课本缺了页/孕妇的心在跳/惟一的一架钢琴得镶牙/实验室里的空旷得搬走/还有许多的翅膀/得种植在心灵的田地里。”没有高尚道德感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阿信的诗歌飘逸、质朴、浑厚，给神圣的生活一份诚挚彻底的敬畏，这些浸透着生命体悟的诗可真是诗歌，那种恬然包含着灵魂的坦荡和骄傲。如他的《给桑子》：“我们简单的想法/是把日子过得好些/歇下来的时候/有杯茶喝/喝茶的时候/有根烟抽/更多的时候/我们都生活在过去/坐在往事的角落里/那些美丽的雪花/曾被我们握在手心/现在伸开双手/满把都是泪水/我们对世界别无他求/当我们沉入往事/屋外的风/请小些吧”。

甘南作家的作品中更多的、成就最大的还是诗歌，散文和小说成就较次。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诗歌这么兴盛呢？这可能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想至少存在这个因素：就是诗歌易于思想的诉求。拉丁美洲诗人、评论家何塞·马蒂在《诗歌的价值》中写道“谁那么无知，认为人民不需要诗歌？有的人目光就是如此短浅，以为任何水果都只吃外壳。诗歌，对灵魂来说，无论是聚合还是分解，强化还是忧伤，支撑还是摧垮，是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还是使之丧失，它对人民来说，都比工业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只为人民提供生活方式，而诗歌给人民以生活的愿望和动力。”这里我打个比方，如同举行一场篝火晚会，小说是写从开头到结尾整个宏大的场面；散文则是火熄灭以后零星的火光和淡淡的油松味；而诗歌正是那堆熊熊燃烧的火焰。诗歌最激情、最本真、最灵魂。诗歌最能代表人的激情澎湃的思想。艾略特说，诗歌是能“闻到玫瑰香味那样的感知思想”的东西。面对草原，喝着青稞酒和奶茶，听着《卓玛》，感受着香巴拉，恐怕再没有比诗歌更能代表人思想的表白了。所以，甘南的诗歌是大地最丰厚的馈赠 。因为文学就是表达人的自由。甘南诗歌给我的整体印象都是很地域化的。如阿信的《小草》：“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我是在一次漫游中被这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先是风，然后是让人突感心悸/四顾茫然的歌吟：/荣也寂寂，/枯也寂寂。”还有陈拓的《游牧青藏》等等。甘南作家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重复、雷同的感觉，思想的向度也绝大多数是地域性认同。但他们的写作不像一些当下所谓的“大家”那样不关注人类道德，不关注现实的生存现状，只是用一些娴熟的写作技巧玩着文字游戏。甘南作家大多都有很强的写作道德，视角也多是人类的苦难和生态的觑探。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缺少“大气”型书写。如题材较少关注外民族，外部的世界，吃老本，少变化，重复多，嬗变少。他们的作品整体都有一种写作的焦虑，从老一辈的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益希卓玛、贡布扎西、尕藏才旦、白华英，到后来的完玛央金、扎西东珠、阿信、桑子、扎西才让等，他们都有这种现象。这种焦虑来自于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倾诉和抗争，当然，矛盾的情结是文学的基础。有了心灵的纠结，文学更能接近人性；有了情感的涟漪，文学更具有高尚的情操。但这种焦虑要适度，如果过度有这种倾向，那诗歌就显得有点狭窄，萎缩，不能那样洒脱。这在甘南作家里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甘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作家也构成了一个民族交错，里外结合，男女争鸣的现象。他们的创作队伍新老结合，前赴后继；创作题材丰富多彩，不断求新；创作内容不拘一格，汉藏结合。当然，在甘南文学版图中，藏族作家是占主要的，其他民族相对较少，但也很有影响，如汉族的阿信，回族的敏彦文等。如果从语言方面来说，从我了解的甘南文学中，汉语占主要，本土语言其次。这虽然有利于民族的交流和感情，但对藏语的保护和发扬是不利的，因为文学是可以影响人的，尤其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好的一部作品会令人废寝忘食，不论人物还是语言都会对人有很大影响的。当现在的藏族小学生不懂母语的话，以后他们的孩子就更不懂藏语了。甘南的作家正如雷达先生作的报告中所说的甘肃作家那样，“有平均高度，但没有绝对高度”。甘南作家的整体水平都是很好的。如，扎西才让、阿信，甚至有些到全国也有影响，如丹真贡布、李志勇等。但却没有产生有很大影响的作家，缺少“好大一棵树”的领军人物。这需要引进全国知名人士、杂志社、编辑来甘南了解，但更应该我们主动走出去，走出全省，走向全国。一个较闭塞的环境对文学的成长和发展是有很大的制约因素的。我们要主动展示自己的实力，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下高端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只有主动，才能由“送货上门”转为“非诚勿扰”。写甘南题材的，不仅有本土人，还有外面的人，他们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甘南走出来的人，一种是从甘南走进去的人。第一种大多是在甘南工作和生活的人后来走出来工作，但他们的题材还是以甘南为主的，如张存学、严英秀、王琰等；第二种人是甘南旅游或研究甘南或因种种原因而到甘南去的人。如杨显惠、冯玉雷、马步升等。甘南有着文学得天独厚的土壤，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处处都是诗歌。是最原生态的诗歌。所以好多作家当外面的物质世界迷乱了眼的时候，他们主动扎进了这块充满灵性的大地中，他们寻找精神新的乳源，让灵魂在这里主动升华和战栗，如天津作家杨显惠是个最好的例子，他这几年在甘南一带一扎就是几个月。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立足本土，博采众长，放眼世界，这可能就是甘南文学的出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甘南文学成就斐然，如何使甘南文学这朵民族的奇葩更具生命力，如何搭建甘南文学和全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平台，这需要甘南新老作家和社会共同的思考和努力。

文学甘南，我们有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