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之旅(13)西安-大小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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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小雁塔
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必游之地。我们一行人,决定坐公交车去大雁塔参观。
相传唐代永徽3年(公元652年)。慈恩寺的主持——赴印度(古天竺)取经的玄奘法师奏请皇帝,要求在寺内建塔,以保存他从印度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像。唐高宗欣然准奏,并用死亡宫女的遗物相资助。玄奘法师喜之不尽,亲自设计建塔草图和参加建塔劳动。这座塔初名为经塔,后世人称它为大雁塔。据说是因此塔仿印度雁塔的样式修建故而名之。旨在提醒人们记住佛教的渊源。这座七层的砖塔,线条简单,古朴凝重,看上去略有印度塔的特征。
然而,也有传说是慈恩寺的和尚都三净食(即雁、鹿、犊三种肉)。某年和尚们许久未吃到这三种肉,一僧见空中飞来一群雁,笑说:今日众僧无以充饥,若菩萨有灵,当叫我们吃上雁肉。话音未落,一雁从空中跌落,投身死于僧前。众僧得知后,以为这雁是菩萨的化身,于是建塔葬雁,以示纪念,并定名为“雁塔”。而后人为了区分大荐福寺的小雁塔,则在雁塔前冠之以“大”字,称为大雁塔。
这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大雁塔,巍峨挺拔,成为古城西安独具风格的标志。
大雁塔通高64米,由塔基和塔身两部分组成,塔身各层壁面均砖砌扁柱和阑额,柱上施大斗,并于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尽收眼底。塔内平面亦呈方形,各层均有楼板,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明代在塔外包砌一层厚砖,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身自第一层起,每层向内收分,形如方锥体。远望大雁塔,造形简炼,线条分明;突兀高耸,踏实稳重,有显著的民族风格。其特点是:砖结构体现出木结构的斗拱风格。砖墙上显出“棱柱”来,可以明显分出墙壁开间。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艺术形式。
大雁塔塔身高大,结构坚固,外观庄严、朴实、大方,塔身气势雄伟,在当时没有起重机,全靠脚手架搭起来,这是极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大雁塔的底层南门两侧的砖龛内,镶嵌两块石碑,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在贞观廿二年(648)。为玄奘所译诸经作的总序。另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论”,是唐高宗为“圣教序”所作的纪文《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两块石碑之侧均雕刻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此二碑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
雁塔下底层四面皆有石门,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还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弥足珍贵。塔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更是研究唐代建筑的珍贵资料。唐末以后,寺院屡遭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大雁塔玄奘法师铜像前的镏金小塔第二层里,供奉着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
寺门内,钟、鼓楼东西对峙。钟、鼓是寺院的号令,俗有“晨钟暮鼓”之说。东侧钟楼内悬吊明代铁钟一口,重三万斤,高三米多。唐代学子,考中进士后到慈恩塔下题名,谓之“雁塔题名”,后沿袭成习。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曾为慈恩寺作过不少壁画,惜早已湮没。
我们几人去大雁塔参观,下了大巴士,还要走两站路,大家都说累。未开始参观已觉疲惫──这是拜爬华山所赐了。
同行几人,进入慈恩寺后,在法堂等地照了些相,可能昨天在华山游玩时太累,然而也许是不愿再花钱?反正没一人愿意再买票登上大雁塔内观摩。结果,只我一人买了登塔门票,上去转了一圈。一队人中的其余七人,全在寺内分散活动和游览,约定等我登塔观赏四十分钟。
登及塔顶,环望四方,南可观终南山逶迤远去,北可眺渭水银波闪闪,也可鸟瞰古都长安的今貌古韵。很觉得他们几个人不上塔顶看看,是非常可惜的一件憾事,呵呵。然而,我却也不太好运,没能领略到“下窥指高鸟”的情趣,只略微“俯听闻惊风”了。呵呵。
按我个人观点,大雁塔似乎比不上黄鹤楼及岳阳楼,但旅游旅游,怎能不去游一下? 故而虽只我一人上塔顶去看,也觉心满意足。
寺内僧人好像缺点生意眼。明明有个如假包换的高僧玄装在慈恩寺当了11年的主持,也不搞搞唐僧取经遭劫难,幸有孙悟空护驾什么的收点钱,白白浪费了个《西游记》中正版原装唐僧。哈哈。
从大雁塔出来,慕小雁塔“神合”奇迹,故又到小雁塔去。
明清两代因屡经地震,塔身中裂,塔顶残毁,仅存13层。今寺内还保存一口重万余公斤的金代明昌三年(1192年)铸的巨大铁钟,钟声宏亮,是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
建国后修复小雁塔时,才发现它不是“神合”,而是“人合”。
原来古代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特地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均匀分散,这样小雁塔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虽历经70余次地震,仍巍然屹立。这不能不令人叹服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建筑技艺的高超!
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是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
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回到祖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
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