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稿：2009-6-15

 可耕种土地是一种绝对的稀缺资源，它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和土地环境的恶化，以每年5千万英亩的速度逐年减少。马克-土温曾经说过：“买土地，它绝不可能再生。”这个早就被人们普遍认识的简单道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被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能力和经营水平进一步放大了。今天要讲的购买土地，不是简单的房基地，也不是单户的农田。这里要讲的是跨国的、大规模的、以现代大农业为基础的土地资源的购买或租赁。

最近两年的粮食危机更加剧了国际间对土地资源的争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没有使这种趋势放缓，反而有加剧的趋势。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机构透露，2006年以来，国际间已经或正在讨论成交的土地资源在一千五百万公顷到两千万公顷之间。那些经济相对富足的国家，为应对本国有限的土地与水资源制约、确保供应食品安全，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耕地，以期改变单纯的粮食进口政策。

两年以前，俄罗斯和阿根廷为了抑制国内急速攀升的粮食价格，而采取了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这对国际市场粮价无异于雪上加霜。从此很多粮食进口国意识到，粮食进口的可靠性远不如自己拥有土地或直接生产来得更有保证。于是乎，跨国土地交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最为活跃的是那些石油输出国家，它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欠缺的就是可耕种的土地。据有关媒体报道：2008年以来，科威特和卡塔尔先后和柬埔寨成功地谈成了石油换土地的长远计划；利比亚从乌克兰获取了超过25万公顷的土地资源；老挝与外国签订的土地和约占到其可耕地面积的1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资30亿美元，准备从巴基斯坦或其他国家获取80万公顷的耕种土地；沙特阿拉伯也先后在卡扎克斯坦、土耳其、南非和菲律宾寻找土地资源，今年3月份与印度尼西亚探讨43亿美元，200万公顷土地的租赁计划；据传中国更是在几乎各大洲寻找土地合作机会，官方已经公布的在非洲的土地投资就达到50亿美元。

到海外寻找可耕种土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水资源的相对匮乏。根据国际食品生产商纳斯特里的董事长透露：这类国际间的交易不单纯的是土地，更为重要的是水。因为，进口粮食无异于直接进口水，生产一吨粮食对水的耗费可能是300吨甚至500吨。对海湾国家或者中国这些缺乏水资源的国家来讲，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是节约本国的水资源，把水资源用到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领域。

跨国土地转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规模不断加大。据英国的《经济学人》指出：过去土地转让的规模能够达到10万公顷就已经很大了，但现在的规模几乎是过去的数倍。例如，韩国在苏丹就签署了69万公顷的土地计划；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埃及也签署了40万公顷的土地去种植小麦。还有一些土地合同是为了生产生物燃料，据传中国在刚果获得了280万公顷的土地，将创造世界最大的种植橄榄的基地；同时，中国在赞比亚也在寻求20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种植麻风树来生产生物柴油。

尽管去年世界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但是面对粮食危机的威胁并没有解除。从1945年以来，世界总人口增长了三倍，世界粮食的生产总量在土地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基本上维持了与人口的同步增长。然而，过去十年，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却开始显著放缓。两年半以前，世界粮食储备由1999年的117天降低为仅仅为57天。这种粮食危机的阴影正是很多国家在国际上寻求土地资源、粮食安全意识提高的根本原因。

同时，投资土地的热情也引起了投资公司、对冲基金、私墓基金等投资机构的兴趣。粮食价格的长期居高不下还会使土地投资的热情高涨，加上土地资源大都分布在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那里欠缺的恰恰是资金。所以，这类投资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些基金的加入也加剧了跨国土地交易的竞争，进一步推升了土地的价格。

当然，土地投资的风险也很大。土地出让方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土地转让的同时常常带有很多附加条款。例如，要求土地购买或者租赁方修建新学校、医院和道路，或者改善其它基础设施。这些附加条款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的成本，也使单纯的农业投资变得更为复杂，使投资的风险显著增加。

 另外一种风险是跨国和约的风险。特别是一些政治上欠缺稳定的国家，投资的风险会更大。例如，今年早些时候，韩国的一家公司准备租赁马达加斯加130万公顷的土地，几乎占到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由于这个计划遭到了本国居民的反对，很快导致了马国总统下台。新总统加冕之前就宣布，原有的租赁和约作废。

除了和约上的风险外，另外一个投资人担心的问题是和约的保障程度。特别是这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当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严重歉收，这些种植粮食的外国公司将会成为本国灾民的首要目标。尽管如此，这一跨国投资的趋势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