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生死场》既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物质极度贫乏所致的我国东北乡村民众的生死场，更是日本入侵后东北民众亡国为奴的生死场。若深入探寻物质贫乏的原因，就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的总和，再深挖细究亡国为奴的背景，还要再加上人类学、地理学、文明史等的佐证，而文学是历史的见证和呈现，是昔日过往或未来时空。

萧红以极具个性且细腻形象的语言塑造了不同年龄和性格的女性：小金枝、金枝、月英、王姑姑、麻面婆、王婆、尼姑等，书尽了她们生存生活之苦：劳作苦、生育苦、婚姻苦、战乱苦，每个形象都无比鲜活；也同时勾勒了众多男性形象：二里半、成业、赵三、平儿、李青山等，生活之苦在那个时代也并没有放过男性，但男性对女性毫无顾忌的压制凌霸，像是书中每位女性的宿命，两性相好是如此短暂，尤其月英和金枝的遭遇让人怜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下，女性有挣脱的希望吗？肯定没有，因为逃不脱贫困出身的局限，跳不出社会整体的贫困，改变个人命运基本是妄想，来到人间就是面对“生死场”；那男性有机会吗？肯定有优于女性的机会和自我认知，但改变命运依然艰难。

如何逃离萧红的“生死场”？个体在社会大环境中很多时候就是随波逐流的浮萍，长成大树的机会真的要靠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科技水平的整体发展，就是常说的：时代的一粒微尘，就是个体的一座大山。萧红“生死场”里的女性，如果生活在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社会背景中，或者梁晓声《人世间》的时代里，一定会是另一番样子，尽管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仍然有很多被善待的家庭和社会空间；或者说，萧红生错了时代，“生死场”里的人们淹没在了旧时代。

同为生于东北的女性作家，萧红与迟子建是多么不同。

《生死场》中对民众抗日爱国的描写，让作品超越了个体因物质贫乏所致的生死，把个人和民族、国家结为一体，直到今天仍能体会到普通民众同样朴素的爱国情怀。书中黑胡子说：“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书中还有李青山固执而浊重的声音，对青年学生在抗日中拼死抗战的讲述：“在这半月里，我才真知道人民革命军真是不行，要干人民革命军那就必得倒霉，他们尽是些‘洋学生’，上马还得用人抬上去。他们嘴里就会狂喊‘退却’。二十八日那夜外面下小雨，我们十个同志正吃饭，饭碗被炸碎了哩！派两个出去寻炸弹的来路。大家来想一想，两个‘洋学生’跑出去，唉！丧气，被敌人追着连帽子都跑丢了，‘学生’们常常给敌人打死。……”想想，他们不过还是20岁上下的孩子。

年轻的萧红既细腻又大气，写小溪也写高山，《生死场》篇幅不长，却寓意深远。

书中有：“五姑姑垂下头，和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大肚子的女人回家去了！金枝又走向哪里去？她想出家，庙庵早已空了！”是呀，个人出路在哪儿呢？

书里还有：“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是呀，如何处置旧仇新恨，为什么要恨中国人呢？这是萧红留给读者的思考，直到今天仍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