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领域研究和探索所面对的未知与难题，似乎该在的都没跑。大概与人类关系最为紧密的，一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二是人的生死是怎么回事？现有宇宙探索说，地球的存在始于宇宙大爆炸，但大爆炸之前的样子，并不确知；都知道人的存在，有生必有死，但什么决定了生，什么又规定了死，也不确知；因此，与这两方面相关的文字，总能引起不少好奇。

梁晓声的新作《我和我的命》，恰巧勾起了我对生死和命运的好奇与联想，这个“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命”呢？所以，从2020年底不经意阅读中看到书讯，就一直关注本书动态，直到2021年1月中下旬，网上预约一开放就订购了。

书到一看，不仅与生死命运有关，还是不折不扣的女性题材，书中埋下了太多女性话题。简单说，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女性从生到濒死的成长故事，她这一路走来碰到的每个问题，几乎都是女性专属，而异性根本就不会碰到的问题，从出生便是。

故事始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地点是贵州乡村一个叫“神仙顶”的地方，作者“我”并未出生，整部作品以第一人称我叙述。难能可贵的是，身为男性作家的梁晓声，选用了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让我想起另一部男性作家选用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品——以色列世界级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两位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视角，呈现出一样的细腻和准确，仿佛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我”，在经历着着女性亲历的一切，完全隐去了作家的身份。回到“神仙顶”的我，在那个计划生育时代的穷乡僻壤，即将出生的“我”已是家中第三胎，家里也已因为二姐的出生被罚过，二姐上面还有一个大姐，可想而知“我”能被冒着超生罚款的风险怀上，是因为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可又承担不起罚款，也没办法跑出去躲罚。父母想在我即将出生前，请镇上能掐会算的“马半仙”看看，如是男孩就认罚留下，如是女孩就早寻人家送人。父亲用推车拉着即将生产的母亲赶到镇上时，恰逢国庆前县城的“扫除封建迷信，树立社会新风”公审会，“马半仙”也在公审之列；父母怕受牵连，惊慌离开，结果慌张惊吓之中，母亲临产，父亲慌忙大喊请人帮忙，就有一个女人让父亲把母亲拉到他们家，那女人似乎经验丰富，“我”就出生在他们家床上。可是，第二天我的父母就不见了，把“我”留在了那个施救女人家里，明摆着又是女孩的“我”，是被父母故意遗弃的。后来得知，把“我”从妈妈腹中接到这个世界的女人是玉县当地护校的方院长，而方院长来自历史悠久且是望族的方氏家族，方院长收留“我”时37岁，夫妇俩正好没有孩子，似乎很理解，也默认了“我”父母的做法，甚至是比较情愿地把“我”收留了。

“我”就这样在社会地位不俗，家居生活舒适的环境中，衣食无忧，甚至是骄傲自豪地一路幸福成长到初中；直到有次“妈妈”下乡援助医疗，到了“神仙顶”，“我”与“我”并不认识的大姐、二姐相见，那时她们都已成家，有了上小学的孩子，她们似乎知道“我”是她们的妹妹，不经意间在议论“我”的长相有多“像”；“我”还被生父莫名其妙地从稻田里救起来。“我”的命运似乎从与“神仙顶”有了联系后，开始意想不到地转弯，渐渐偏离了之前的幸福生活。此后，“神仙顶”上的家人就把“我”当成了她们的救星，没钱了或遇上什么事儿了，都会给我写信，因为“我”的养母是护校校长，养父有官职，当过县长，也是后来的市长，“我”的养父母也一直没要孩子，他们视“我”如己出。养母因病去世后，“我”从养父那里也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身世，整个宿命似乎一下完成了与“神仙顶”的无缝对接。“神仙顶”的亲戚们从“我”上高中开始，直到“我”上大学不断找我办事，特别是大姐和二姐的求助，“我”无力拒绝，以致“我”无心完成学业，不顾养父的劝阻，毅然从大学退学，去往当时迅猛发展的深圳。再后来的故事，就是“我”到深圳后的生活，从在工地帮厨，到参加夜大学习，被工厂招工，拿到深圳常驻居民证；到与夜大学时的老师相爱，又为好朋友能进厂工作跟老板闹僵，后与好友一起经营小超市；又从小超市发展到开书店、餐饮，可以说“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的发展。

书中“我”和女性友人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艰难都跟性别脱不开干系；确切地说，从未出生，“我”就已被女性问题套牢，更别提出生后的种种经历。

1）如果大姐、二姐换成大哥、二哥，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我”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吗？

2）去深圳闯荡的“我”，如是男性，住宿安全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保障？

3）“我”的女性朋友之一，爱慕虚荣，想靠男士获得舒适的生活，该如何看待？男士靠女士过上幸福生活，又有什么异同？

4）“我”的女性朋友之二，勤奋努力，却不被父母看重，不仅没有后援，还要拼命劳作，这是谁之过，就因为女性性别？

5）虽然“我”深爱自己的爱人，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深圳，跟他去了上海；女性怎么保持自我，脱离附庸？

6） 书中“我”婚后因爱生子，现实生活中不愿生子的女士该怎样面对被逼生子的现实？

……  ……

故事里的“我”并没有走到中老年，而是在三十八岁时罹患癌症，在四十岁前做了三次手术，但她为自己的家乡“神仙顶”引进了台湾高山茶，也算是不负自己的生命之源，为家乡富裕尽了一份力，或命该如此。书的结尾很隐晦浪漫，并未交代“我”在手术中的生死，而是在“我”接受手术时默背的诗句里结束：“我包容……我宽恕……我成为我……”。

女性的一生要比男性的一生，多出很多“包容”和“宽恕”，因为可见或不可见的歧视和不公远没有消除，并且默默地感觉：也许，男女平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也是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尽管有如此艰难的感觉，仍要不停争取，以为女性发声的男性作家为榜样，至少可以勤于思考。

最后，如果养母当年医疗援助的不是“神仙顶”，“我”的“命”是否可以改写？作者并未给出答案，而是把有关“命运”或“宿命”的疑惑，留给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