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纪录片导演刘郎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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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强：刘郎老师，您离开青海已有十几年，青海的朋友和观众非常挂念。您的文风文貌有什么变化吗？

　　刘郎：知道青海的朋友，特别是你们这些办报的朋友还这样记挂我，非常感谢，同时也要感谢青海的报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青海日报》的陈逸、王羊、李来予、霍军、曲在永、陈秉智、谷风等多位老师，都曾经多次编发我的稿子，虽然那时的习作还很幼稚，但因为那时的写作热情很是高涨，又有这些编辑老师的指点，在文字训练方面还是很有收获的，至少打了一些基础。后来，我在从事电视创作之余，《青海日报》的青年编辑张晓颖同志，又在她多年主持的《文化园地》专版上，编发了我的许多艺术杂感式的文章，为我进一步的文字试炼，提供了新的天地。可以说，我在青海生活三十多年，还真有一种与《青海日报》共始终的意思，要说难忘青海，首先难忘《青海日报》。

　　从文风文貌的本质而言，一个人一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当时弄点“古典加民歌”的东西，但我看和二十年后的《西藏的诱惑》里的那些歌词也没有太大区别，区别的是精神环境变了。

　　郭建强：您祖籍河北，什么时候到青海的？

　　刘郎：我是跟着母亲投奔姐姐才到青海的，去青海那年我才9岁。那时，西宁城还很古朴，人口也不多，除了湟中大厦等建筑，几乎很少有楼房，城墙也还在，西门南门还像现在北京的德胜门一样。我初到青海，在观门街小学上三年级，那条巷子很少有行人，一些妇女在街上拧麻绳，用现在的话说真是一道风景。后来在西宁三中上初中，这是一所很有田园风貌的学校，校园里有许多菜地，有水渠与土桥，古老的杏树上果实红硕，景色非常好，当时我已经迷上了唐诗，觉得这就是田园诗歌的景象。西宁三中的张延年老师是教语文的，对我很器重，多次表扬过我的作文与大楷。可惜在三中没有读到初三就休学了，去学了无线电技术。工作多年以后，到北京两次进修混文凭，则是后话。想必现在我的母校西宁三中，也早已不复旧观了。

　　郭建强：您在青海生活和工作多年，怎么看待这块高大陆，怎么理解青海的文化？

　　刘郎：有的人一提到青海，就用“边远落后”这个词，我不认同。二十年前，哪里不落后？边远倒是事实。恰恰因为边远，青海才具有了自己独特、独到、独有的文化特色。加上“反右”等历史原因，青海才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使得青海的文化格调，达到了独有的高度。青海的文化特色有两块，一是牧野文化（"牧野流烟"的牧野），二是庄廓文化，能兼具二者于一地，在全国并不多见，可以说，这两点也是青海的精髓。真正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五风汇聚和走向开发（如本人歌词习作《青海人》所写），虽然已是我们在摄影上经常说的“前景”，但上述那两种文化主调，却是青海富有历史深度的“景深”。

　　农耕文化的古朴安详与亲和自然，上承马厂，下逮今天，在湟水流域体现得十分充分。我曾有一年的时间，住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公社的地湾山，这是典型的脑山与浅山结合的地带，那里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有时一人走山路，七拐八绕，在不见任何树木的山沟里，却突然发现一株灿然开满杏花的老杏树，那感受真能让人掉眼泪，也让人悟到了故土沧桑的深层意味。《故土沧桑》是左良先生送我的一幅木刻作品，至今还保留着。在民和山区的那一年，我每天背《古文观止》，也模仿陆放翁与郑板桥七律中的联句，对地湾山的生活练着作写生。犹记得曾写过“社员人人会山曲，庄廓家家种牡丹”“卉片仍红花近死，嘴角还黄学鸟飞”，以及“驴粪煨炕当炭火，雨水储窖作天泉”等句子，当时眼前的景物至今难忘。除此之外，我还练着写一写明清小品式的札记。古典意蕴与生活现实的结合，这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江南，我那些江南的片子，其实也都是当年生活的延续，生活也是艺术。生活的艺术绝不仅指舒适的物质生活，对生活情趣的理解和融入是最重要的。这种意思，张岱和李渔以及后来的林语堂，早已说绝了。

　　至于包括牧野文化的西部的莽远雄浑，我是在从事电视创作之后，才逐渐认识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青海日报》也刊登过了，叫作《匹马孤征于惊沙大漠之间———序王怀信新作》，说的就是对西部的大感觉。当然，“孤征”并不是一个人，但想起与我一起远征多年的杨宏兄弟已经罹难多年，总使人黯然神伤。由此想到了在我成长中让我长期受益的许多朋友，如林锡纯老师的古典文学修养，王浩老师的文艺创作特点，朱乃正老师的关于美术书法的见解，都对我帮助很大，还有青海文艺界的一些好朋友，对我都有影响与帮助，我非常怀念他们。我离开青海的时候，在站台上有八十二位朋友前来相送，可以说我们是洒泪而别，这种友情，本身就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怀念他们，套用一句唐诗“刘郎已恨蓬山远”，倒很恰切。

　　郭建强：离开青海后，您又创作了多部电视片，以江南题材为重，它们与青海有精神上的关联吗？

　　刘郎：我的一些习作，甚至包括了后来的江南题材，可以说是直接受惠于青海的阳刚之美与雄强之风，有人写文章说《苏园六记》一上来就不太象南方人写的，而是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架势，说的就是这一点。近年来，对我的创作帮助最多的，北边是朱乃正老师，江南是陆文夫老师。后来许多作品，都是陆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江南文化也有江南文化的精微与深妙，不悉心研究，光靠豪放也是写不深的，就像我说过的，“豪放而不空洞，婉约而不缠绵，至难也。”

　　今年春节我给自己写了一张贺卡，自撰的句子是：“几度征鞍眠雪野，一篙春水过梅村”，后面说的是对江南生活的感受，前面一句，则是对在青海从事电视创作时的总结，虽然艺术化了，但感受还是很真切的。遗憾的是朱乃正老师要到九月份才从欧洲回来，不然很想请他书写之后给贵报作标题。

　　郭建强：《西海都市报》陆续刊出《走出青海的文化名人系列报道》后，有很多读者来电要求我们采访您，他们想与远在他乡的文化骄子刘郎先生神饮一杯。

　　刘郎：看到了贵报的《走出青海的文化名人系列》，很受教育，也很惭愧，因为我既不文化，也非名人。我没有奋斗故事，也没有什么动人细节，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只是还算读了一点杂书。记得刚离开青海到江南，举目无亲，这竟有了一夜一夜看书的时间，开始时点读路大荒编辑的《蒲松龄集》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孙犁文集》（孙犁先生是我家乡的人，我特别敬重他十年动乱后的作品），之后是点读明清笔记与传统竹枝词，凡是能找到的竹枝词，我几乎都收罗到了。看竹枝词主要是练口语，写解说也能用得着。去年开始，为了拍摄王阳明，我又弄了一架子明代的历史和与心学有关的书籍，几个月看下来，确实很累，但也有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感自己的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底子太差了。一个人的童子功没练好，后来就要走很多的弯路，代价往往是加倍的。待关于王阳明的片子《乡关何处》作出来，一定找个机会向关心我的青海的朋友们汇报汇报，也算一偿“总是关山旧别情”吧。

　　感谢我的第二故乡那些还依然记得我的朋友们，也感谢《西海都市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互道珍重的机会。

　　刘郎简介

 　　刘郎，1948年11月出生，河北省清苑县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导专业。1993年被广电部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为高级编辑，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荣获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荣获全国新闻百佳称号。曾先后供职青海电视台与浙江电视台，任电视片编导，从事电视艺术创作二十余年。在长期的电视创作实践中，集编导、撰稿于一身，先是拍摄了一批取材于中国西部的专题片，后又创作了多部发掘江南底蕴的新作品，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取势恢宏，张扬写意，注重情采，且具有一定文化格调的创作风格。由于此类风格在电视纪录片创作领域内展示了艺术个性，因此，近年来被众多的电视理论著述举为某种创作风格的典型，称“豪放的忧伤”。历年来主要获奖作品为：《羯鼓谣》，全国首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梦界》1988年，全国第二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不能消失的颜色》，1989年，意大利国家公园奖；《西藏的诱惑》，1990年，全国首届录像片大赛一等奖，全国第三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优秀撰稿奖；《上下五千年》（电视艺术组片，包括《风骚》《鬼斧》《流沙》《发现》《兴亡》《无极》等六部），1992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流沙》，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文化类一等奖；《溯》，1993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电视节目展播二等奖；《傻子沉浮录》，六集电视纪录片，1997年中国电视奖长篇类一等奖；《千年陈酒》，1999年，全国第十三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优秀撰稿奖；《叩访天一阁》，1999年，全国第十三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二等奖；《苏园六纪》，2000年，全国第十四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撰稿奖、优秀摄像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精神》（含《飞跃的遐想》《走出大山》《水的旋律》《大洋潮水》《温州女儿》《寸草春晖》《飞驰的金轮》《鞋的故事》等八集），2000年，全国新闻社教电视节目奖；《苏州水》，2001年（含《与水为邻》《吴中底蕴》《长河回望》《水影花光》《水乡寻梦》等五集），获2002年全国第十六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优秀撰稿奖，布达佩斯国际音乐片评委会特别大奖，广受专家好评，并博得苏州街谈巷议之称道；《陶瓷的年代》，2003年，获全国第十八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一等奖。近年新作有《曹娥的家乡》《月满天心》《水乡墨梦》《同里印象》《乡关何处》《七弦的风骚》等。个人电视专著为：《西部的星空—刘郎电视艺术片解说词》，199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2万字，收部分作品解说词与理论文章；《风骚—刘郎电视艺术片解说词》，199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7万字，收部分作品解说词与理论文章；《秋泊江南》，刘郎电视艺术文集，2001年，中国摄影出版社，50万字，收部分作品解说词与理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