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竞争力”与政府“有限责任”

                          鲁宁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系国内土豆生产大市，全国人大代表、该市市长李万忠借助两会议事平台，替该市的土豆产业喊了一嗓子。

国内肯德鸡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均大量出售薯条，其原料所使用的马玲薯全粉要么进口，要不由外商提供土豆原种在内蒙古等地种植后加工。采用原料直接进口方式，土豆从种植、加工到成品薯条销售，整个产业链与中国“豆农”无关；采用后一种方式，中国“豆农”只获取种植环节的微薄“加工费”。李万忠代表举例，“洋快餐”一小袋薯条卖四五块钱，相当于国内“豆农”20斤土豆的卖价，着实让人唏嘘感慨。

要想提高土豆竞争力，把整条产业链所创造的丰厚利润留在国内，并非无路可走，无非是国家和地方财政予以投入扶持，并在育种、种植、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的各道环节，施行配套连贯的产业优惠政策和科技攻关，经若干年努力，局面定当改观。

问题是钱从哪儿来----”建设型财政“要办的事情太多，持续投入才能逐步收效，投入产出性价比一时半会难见效的事，土豆产地政府无能为力，也难以为继，自治区和中央财政顾不过来。所以，土豆包括众多国内农副产品卖不出价钱----农民不能致富的困惑，总是成为每年两会的“小众议题”之一，代表委员围绕这类议题尽可反映民意，可总是议而难决。

以广东人的视角，读上述“土豆新闻”，不能不议及珠三角以加工贸易为导向的产业结构所面临的相似困惑。以珠三角制鞋业说事，近些年加工利润持续萎缩，从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迫使大批鞋厂或关闭或内迁，造成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地方政府遭受舆论问责，一定程度上被弄得“灰头土脸”。

从经济结构布局出发，现今珠三角低端制造业所面临的尴尬是个历史积累性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是产业政策的颁行者，对眼下愈益呈现的“产业失血”，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责任并非“无限责任”而只是“有限责任”。

我工作于上海，与广东并无直接利益瓜葛，之所以抛出“有限责任”说，并非为珠三角地方当局开脱，而是充分考虑到了珠三角低端产业资本的所有者属性，以及资本所有者唯利是图的逐利本性。该本性乃资本的“通性”，与道德无关，却与资本所有者的眼界有关。珠三角产业资本以港澳为主，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为导向，遭致“单体资本”实力偏小，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投资取向，热衷于打几枪就挪窝，长此以往，当珠三角腹地包括中南诸省和北部湾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观后，珠三角低端产业资本出现批量转移，前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落户----说实在的，地方当局想阻止也难。

但是，珠三角地方当局又的确需要换个思路，从另一崭新的视角去主张和承担自己的“有限责任”。这就是，痛下决心有意识扶持一批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借助政策杠杆支持业主实现产业技术升级。若能这样做，并能坚持若干年，成效是定能显现的。

我拿浙江乐清（县级市）政府所为举例：当地以低压电器之都成名，经济结构也是出口外向型，东西运到国外长期“摆地摊”销售，随劳动等生产成本提升，早几年就出现成批企业外迁，地方政府痛定思痛，一家伙拿出2亿元财政搭建“低压电器技术升级研发公共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无偿为本地企业提供研发硬件和软件服务，连续3年地方当局投了6个亿，于今，不光“产业失血”已止住，整个乐清低压电器技术层次初步实现脱胎换骨，通过自主研发，一批骨干企业开始向国际中高压电器产业进军----去年下半年法国举行全球电器成控设备博览会上，西门子等一批国际顶级电器成控设备制造商开始惊呼“中国狼来了”。乐清地方当局的有为之举，就是承担“有限责任”的一个经典案例，当对珠三角有所启迪借鉴。

一个地方甭管先发还是后发，倘若产业结构永远定位于给别人“打工”状态，最终一定是难以为继的。广东借天地、地利、人和等先发优势，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地方财力，从现在起若能解放思想----下决心调整好眼前与长远的发展关系，暂时牺牲部分眼前利益，以壮士断腕之志扶持和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中高端制造业，继续引领国内经济发展之潮头----从政府的支付能力言，当不存在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