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欠“优”的法理与情理》

　　　　　　　　　　　　　　鲁宁

明星葛优历来受部分国人追棒。近期，葛优人气更旺：一来，话剧《西望长安》葛优扮演大骗子活灵活现；二来，葛优身陷“亿霖木业特大诈骗案”越闹越大，葛优无奈被吐（缴）出来的“代言费”已高达359万元。从最初回吐50万元（另有一说是30万元）到现今的359万元，葛优“挤牙膏”，民众吐唾沫。

中国明星身陷“代言门”丑闻，并非始于葛优。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一抓一大把。一面扮演“伟大领袖”，一面参与“送子观音”神话制作的那位大牌明星爷，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一点也不比葛优小。

葛优欠“优”系社会多数人的看法。葛优回吐出359万元，不管是压力所致、问题性质升级、抑或是良心忏悔，还是汲取教训“改邪归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改变更多的明星身陷“代言门”的趋势。所以，就本文的写作初衷，并非想对葛优乃至其它身陷“代言门”丑闻的明星们作道德谴责，只想对其中所涉及的法理与情理作点简要分析。

葛优回吐的359万元代言费属于啥性质？如果有证据表明葛优直接参与了亿霖木业的诈骗过程，这359万元就属于必须追缴的犯罪款项。如是，“葛优麻烦”的性质，就不是遭到道德批判那般单一，而是涉嫌参与诈骗犯罪。然而，葛优身陷“代言门”事件一路发酵至今，媒体海量的报道还未见披露出葛优涉嫌犯罪的证据。也许，这恰是葛优“不幸中之万幸”。

葛优是个老江湖，对法律未必很上心，但对自身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估计不会不加在意。因而，一个可能符合逻辑的推断的是，葛优在决定赚取这笔巨额“代言费”之前，当会通过私人法律顾问履行完整的民事合同。甚至还会在合同条款中尽量堵死可能会使自己深陷不义的各种漏洞。倘若上述判断成立，即便亿霖木业涉嫌诈骗最终成立，葛优则无须承担连带司法责任。一段时间以来，葛优通过各种管道，反复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在新闻评论普遍抨击葛优欠“优”的同时，也有部分从事司法职业或从事法学教学的时论家，纷纷从法理角度替葛优说开了“公道话”，并从国外司法实践中援引“善意取得”的断案原则。法理范畴内的“善意取得”，拿白话讲，指我所得到的财产是通过劳动（譬如替人做广告所得）获取的，不管支付方曾经以何种方式获取该笔财产，包括违（犯）法所得，此时作为“第三方”（譬如葛优），皆无须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假如葛优的359万元也属于这个类型，意味着葛优只要依法缴纳了个税，就无须上缴这笔巨额“代言费”。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目前的司法实践还没有“善意取得”一说，因为无论是国内的法理传统，还是百姓认同的情理文化，皆还无法接受这种对中国人尚十分陌生的司法“洋理念”。

中国的“古老”还在于，就算法理上能讲通的事，还须顾及情理上能否为民众较普遍地认同和接受。仍拿葛优说事，就算359万元系所谓的“善意取得”，当亿霖木业诈骗犯罪的后果如此触目惊心时，葛优若不把这笔巨额“代言费”吐出来，他也会被民众的唾沫淹个半死。同理，假如葛优“不自觉”，有关部门又无所作为，那么，有关部门无法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这就是葛优身陷“代言门”所涉及的、被民间普遍认同的、远比法理更“强硬”的情理。

拿葛优所为讲情理，不仅要讲世俗的情理，也要讲“政治情理”。读到这儿，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诧异。别急，容我继续分析：迄今关于葛优欠“优”的评论，均只言及亿霖木业涉及诈骗的刑事性质，而未涉及此案背后严肃的政治性质。亿霖木业是通过投资林业、购买所谓的“林产权”作为实施诈骗犯罪的载体的，而低调进行的、全国范围的集体和国有林产权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关于林产权改制，其重大的价值决不亚于国企产权改制，系农村地制改革之后又一场伤筋动骨的所有制革命。事既如是，高层对亿霖木业案如此重视，不只是此案涉案资金之巨和受害人之多，还涉及到林产权改制的社会评价及改制的顺利推进。

我不指望葛优会“吃一堑长一智”，我只想告诉葛优，这一回你欠“优”实在是时机选择不当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