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二）

显现与遮蔽：文化中的真理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或一个理论的真理性总是与具体的场景相结合，脱离这一语境，抽象地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奢望。文化作为一种社群的生存模式，它的真理性同样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时代问题相关联。我们很容易分辨一个社群及其文化，它是处于一种真理状态，或者非真理状态。我们可以把前者描述为扎根的状态、欣欣向荣的状态、安适愉快的状态、创造不断的状态，而把与这些现象相反的表现，诸如混乱、没有创造力、自我否定与毁灭等，理解为非真理的状态。

但这样是不是说，一种文化处于真理状态或非真理状态，取决于环境，而并不是它本身？就像企鹅在海中成为适然者，而在陆地成为臃肿的笨家伙一样？

显然并非如此，因为人类文化是一种应对困难的灵活机制。对人类来说，重要的不是环境有了什么变化，而是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有没有在更新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复活”，通过自我创造，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环境，在新的环境中“适然”、“欣然”、“泰然”、“自然”。

也就是说，对文化来说，变异的、变化的环境恰恰是有利的因素，它会促进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自我成长，它会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某些因素，把它扩展为一种新的程序、新的语言，从而完成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文化精神，总是和困境并生的。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美丽的周朝礼制面临崩溃，才有了儒家文明创始人孔子以个人道德进业为根本的仁学的兴起；正是战国时期的动乱，才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正是汉末佛学成为形式主义的遮蔽同时又遭遇魏晋时期的战乱，才有了魏晋玄学的兴盛；正因为面对外来佛教的影响力，才有了儒家传人的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兴起，并达到几乎和文化创造人相等的同度……

文化的真理，总是由少数文化先知在自己的处境中，创造性地实现与更新的。孔子名为继承周公旦，但他实际成为一个远远超越周礼的仁学的创始人。孟子名为继承与宣扬孔子之学，但他的恻隐之心、对正义的重视，使得他阐发了孔子所没有完整阐发过的某些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庄子、《道德经》、朱熹和王阳明，以及李白和杜甫、范仲淹或苏轼，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是“真理性”的存在，而我们则藉他们所创造的语言而生存。

孔子对周公旦的诠释、孟子对孔子的诠释，都是一种忠诚的“误读”，表面上的语言有所改变，但其创造性实质却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就是文化的真理性一次次得以实现的原理：它总是需要在新的环境中对真理以及万物进行重新命名。而相反，如果忠实地记诵格言，死搬语言，不理解文化模式如何在过去的时代里实现真理性，这样文化也就成了无法应对新环境的死物，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了。

在孔乙己等人身上，文化就是以一种非真理的状态而存在着，虽然他的服饰是中国文化的，虽然他的书法在今天堪称为名家的，虽然他能够把全部四书五经背诵出来，但是，他压根没有领会文化的根本精神，无法在更新了的困境中，让文化成为一种创造的源动力，创造出新的自我，亦即新的生命，以真理的状态而显现。

所以，同样是书法家，同样是能够写诗填词的人，同样读诵了四书五经和大量中国古典经典，作为中国文化批判者的鲁迅，倒恰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的继承人，因为他把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把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把那种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用一种新的批判的方式，活了出来，并创造了这个民族在新时期的新语言。

为了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与我们实则是同一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