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不经意间的枇杷核

 ■朱墨

   很少有人知道，苏州大学法学院大楼的现址上，原先坐落着一幢体态臃肿的四层建筑。墙面贴着发红的橙色瓷砖，远看就像是一只蔫透了的桔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校的电教中心——妈妈工作的单位，从靠近正门的重远楼，迁到了这里的四楼。爬上通向屋顶的短短的楼梯，推开虚掩的木门，就能走到宽敞的天台，可以鸟瞰北面的草坪和钟楼。天台上错综地排布着蜿蜒的水管，薄薄的水泥外壳剥落的地方，露出厚厚的泡沫塑料，又像是童话里茁壮的藤蔓。它们悬垂在半人高的位置，把天台隔成了迷宫的甬道。

   一场滂沱的雨，屋顶上积起一摊没了脚踝的水洼，黑魆魆得映出人的影子。攀着水管末端凸起的阀门，翻身骑上，手脚并用地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好像迎着风站在桅杆上。屋檐在天台的尽头缓缓下沉，便露出地上一望无际的风景，仿佛是乘着云间的浪，俯身冲向翡翠的海——碧草、红房、绿树，十三岁的春天，以这般摄人心魄的姿态袭来，十三岁的胸膛里，爬过一条炽热的蛇。

   雨继续落着，纤细如雾。织在面上身上，起了腻腻的一层潮，却说不出的快意。我只愿这般痴痴眺望，在一个天阴的傍晚，或许就像是一只耸突在屋顶的风信鸡。想起几个小时前班主任的斥责，固然不该上课迟到，可也是因为在学校附近的小书店里看得入了迷——“看在不是去游戏房的份上，罚你写一篇作文好了，就写你眼里的春天吧，给我好好观察！”刘老师板起了面孔，拱立的腮肉似铠甲一样威仪，眼睛却眯缝着，仿佛是善意的诡笑。我便知道她并没有生气，但罚写的作文总还是要写的。胸口的蛇牵扯出冬蛰的躁动，在心上滚热地蜿蜒着。大地在这雨里欢畅地燃烧，而从绿色的灰烬中萌生出精灵般的活物，在草坪上列成方阵，在梧桐树的体内舞蹈，在灌木丛中莹莹地闪烁——又像火花一样飞溅在红墙上，却凝固作了攀援的爬山虎。

   回到家中，身上才感觉到了湿漉漉的寒意，那条蛇却从心头爬到了纸上，在誊写题目的地方拧成一个醒目的“绿”。文字湍急地倾泻，白天的责罚渐渐淹没在了书写的快意里。

   翌日，刘老师看完作文，嘿嘿一笑，又是一脸诡谲的样子。两周后，却传来文章在《姑苏晚报》的学生园地上发表的消息，附带着从传达室取回的稿费单。

   至今仍记得那张小小的纸片，盖着报社鲜红的印章，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生怕一不留神就搽到了亮油油的印泥。十来块钱的稿费，是我生平的第一笔横财。

   从那时候算起，至今已经在《姑苏晚报》上发了不少文章；从那年的学生园地，厚着脸皮登上了现在的《怡园》副刊。稿费随着年岁渐涨，笔力仍踯躅不前，每每想来，心中便生出忐忑的愧念。然而侥幸之余，更多的还是感恩，感恩与晚报这十年来不解的缘分。现在想来，这篇题为《绿》的小文，就像是那一年埋下的种子，本是一粒不经意间落地的枇杷核，又不经意地在土壤中萌芽、生根。蓦然回首，却发现那棵似曾相识的枇杷树，把初夏的风染成了微笑的淡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