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在剧组中活儿既少又轻松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服装设计，另一个是道具。前者只要能用鱼网缝制几件五颜六色的比基尼就可胜任工作，后者更简单，他只需为导演准备一张床就完成了全部任务。

    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好日子而感谢导演。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W代导演充分挖掘了自身的艺术潜力，把人间的悲喜冷暖爱恨情仇全部浓缩在三个多平方米的空间来展现，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功力。W代导演习惯于做床上的戏，他们演绎的故事很少与办公桌或是手术台相关，万一观众遇到一两件稀罕事，那么办公桌或手术台往往也是那张床的功能性延伸。

    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讲是对W代导演的戏谑和嘲弄，那么请大家不要怀疑他们的趣味和能力。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牺牲。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高尚和非凡，目的明确，为了艺术为了观众为了他们的衣食父母。必须承认一点，我们喜欢他们讲述的故事还有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所，以及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少年对此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生俱来，伴随终生。从来没有一位心理学家能够解释清楚这个现象的心理学基础。或许，学者把简单的问题看得复杂了，从我们普通人的眼光看，它可能源自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吧。

    对食物的挑剔总是发生在肚皮被添饱之后。看电影看电视剧也一样，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导演们为我们的兴趣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之后，我们渐渐发现了问题。普遍的情况是导演们为了迎合我们的兴趣而忽视了剧情的完整和连贯，随处插入两段床上的故事，甚至是在救火车注水的间隙，也会发生温柔的一幕。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故事的细节过于夸张，常常有接近人体生理极限的动作出现，如果故事的主角是马戏团的演员，我们也许会有投笔从戎改行作个马戏演员的冲动，而那些主角恰恰就像是我们身边的同事老李朋友小刘，都是细胳膊短腿的凡人，那些超人的动作就不能不令我们心惊肉跳。应该说，这样的问题损害了导演们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认识。

    好在最近有一个名叫史蒂芬·戴德利的英国人填补了我们的失落。他在电影《朗读者》中与他的中国同行一样长时间地使用了一个道具——床，并在其间尽情地讲述了一个爱的故事。与片子温柔的暖色调一样，这个床上的故事是感人的，它不大会让你产生血脉喷张的刺激，面对热烈的画面，我们竟会有一种内心的平静。相似的故事为什么会在我们这里生产这么奇怪的反差，原因大概就在于这个故事以及故事的讲述都充满了人性的自然和情感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