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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有个共性便是“好死不如烂活”。 据南方网2010年1月27日报道，1月26日，东莞一叫黎恩旺的男子在原公司索要工伤赔偿被拒后，脱掉裤子提杀猪刀砍公司大门。他自称“没衣服、没饭吃，就只能去偷去抢。并不是我不想做好人，是家庭环境、社会现实没有给我机会。有钱人什么都有，我连烟都没得抽。与其苟且活着，不如通过这样来改变命运。”

    当今社会上出现这种极端行为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自焚女”（为了阻止拆迁而将汽油淋到自己身上，点燃后自焚）；“烈女”邓玉娇的反抗悲剧；张海超的开胸验肺等等。这也就无形的反应出了这样一种社会事实：为何在一个法制社会中还会有这么多的人采取非法律的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且还采取极端主义的做法？是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吗？还是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最为得当，且好处来的最快，最简单的做法？说的更直白一点，在民众的眼里，他们看到了别人采取这样的做法，尝到了甜头，所以自己也开始效仿，这也就是一种社会风气。

    虽然双刀男的做法不怎么可取，但是这也无形的折射出了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就是那些毫无关系、权利的基层员工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实，采取一种极端主义的做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两个方面来讲可以直接透析到其根本原因，第一个方面就是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利益是靠自己争取的，且必须以一种“死”来要挟才有可能获得相关部门的妥协，或是获得更大的利益。有人说，中国这个社会只有出现“死人的现象”，问题才可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其实这就需要我们考虑考虑这个社会的法律运行机制是否良好？是否畅通？或者说法律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是否不受权利的制约和干扰。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文明程度不高。只有不文明的社会才会出现不文明的行为。和谐社会的体现就在于社会文明程度上。像双刀男这样的行为，举止甚是潇洒，有点水浒人物的气概，但其无形也遗漏出了一种不文明的心态。据相关报道，其的这种举动跟其小时候的教育背景有关联，这就包括了另一层含义——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其现在的行径和性格跟其社会化的过程有直接的联系。然而，文明程度的高低不仅仅在于知识素养和社会化程度的多少，而在于一种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相关法律制度的拥护和保障。退一步讲，如果双刀男懂得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那么其又为何要采取闹街的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个人认为，双刀男的这种做法不是真正的为了恐吓和伤害第三者，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的前提是引起群众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也就是说其在此时是在利用民意。一个地区的部门如果有悖于该地区的民众而行事，那么“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大堆宣传的口号都是废话！因为实践没有检验“真理”，没有真正的做到为人民办事的宗旨。而对于双刀男而言，其现在的目的的确是达到了，笔者也相信媒体的力量和民意的力量是伟大的，但事实是那些没有被媒体关注的利益被损害者和没有像双刀男这样“无理取闹”的百姓的利益又该怎样去维护呢？

　　如果其在这一点上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你就不能排除还有下一位双刀男的到来，你也不能排除还有下一位自焚女的产生。所以，这就要求了我们需要在一个合理的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光靠这种非理性的途径和利用媒体的力量来进行问题的解决，不然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越走越死，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媒体将会成为利益的第一维护者而又增添一种不必要的神圣职责。

　　同时，双刀男的维权之路也暗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或反应了法律途径的不畅通。我们不希望看到如此有“魅力”的男子再次浮现在这个貌似文明的大都市上，进行自我苦衷的表述和戏剧化的表演，这种城市的悲剧希望有关部门再次反省反省，是否将自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了？基层百姓的利益又是否时刻放在了第一位？社会和谐，不只是演出来的，而需要在实际的行动上做出来。而对于百姓而言，在尊重和信任法律途径的同时，需要对自我的行为进行一种反思，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景需要每一个文明的细胞进行搭建和组合，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文明程度的学习和体悟。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才是一个可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