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很孤单，我怀念孤单。

背着一个阿迪达斯的小包，包里是刚从银行提出来的一万元，有新鲜完整的封条；还有一张卡，卡里是一万多块。表面看，我很像一个富人。

每天傍晚，一个人走过霓虹灯，走过一对对的情侣，走过夜的安静柔软，去那条幽暗的巷子。济南那些藏在高楼大厦中的小巷和普通城镇的小巷没有什么不同，灯光幽暗，破烂不堪，穷人们在这里混日子，日子就像树顶漏泻下来的初夏的阳光，细碎而美好。

那些孤单的日子，我爱上了这里的破败，爱上了高大的法国梧桐。

清晨五六点的济南显得有些冷清，尤其是站在一个三层楼高的地方，与地面的杂货店早餐店离得如此之近时。那一刻，我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脑子空洞而简单。

太阳还没有出来，四周依然沉陷在睡眠的灰色地带。路上已经有行人走过，嗒嗒的高跟鞋，一辆老掉牙的旧式摩托车，杂货店卷帘门打开的声音，这些声音曾经那么熟悉以至于被忽略。早餐店的老板，穿着一件油腻的白厨服，蹲在下水道前刷锅，嘴里叼着一支皱巴巴的烟卷。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头上只有几根稀疏的头发。

路边的法国梧桐已经高过了三层楼，很多枝叶伸到了屋顶。楼顶上一片狼藉，大概很多像我这样的暂居者，也曾在黄昏时分寻到了此处，在简陋狭小的屋子里栖居一晚。有时累了，就买来便宜的啤酒拿到屋顶上喝，也许还有一袋便宜的花生米或者榨菜。那样的时光一定是散漫而放肆的，也如同我一样暂时忘了尘世间的疲倦，一门心思只想着喝点酒，在楼顶上随便撒尿，在深夜的困顿中踅回狭小的空间，一觉到天明。

父亲跟着我来到了省城，正是天清气朗的初夏时节。

父亲坐在出租车里，穿着厚厚的衣服，眉眼紧锁。了解他的人知道，这时候的父亲又在为国家大事操心。他转过头来面向我，露出他灿烂的牙齿，不无感慨地说：这么高的楼啊……这么多的饭店，有人吃没有？……这么多的车，怎么办？

父亲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年轻时也曾闯过关东，也曾经一时气盛揍过高丽棒子。他成家之后这么多年，除了到我家住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省城很大，大到让我的父亲一直露着牙齿呆望了两个多小时。半月之后，我的父亲忍不住回了故乡，我想他一定坐在一堆老头中间，嘲笑省城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妹妹和妹夫也一起到来，这是他们到过的最远的地方。

在省城里住了半个多月，妹妹一直穿着裙子或者牛仔短裤黑丝袜。

妹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因为她的热爱而欢喜着，我并不孤单，我们都是乐观的人。

妹夫曾经是一个船长，船长来到了城市，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船长。他伺候我的父亲，帮他搓背，帮父亲涮肠，像一个贴心的儿子，我们是一家人。

晚上，妹妹和妹夫住在病房，护士来赶人，妹夫躲到阳台，在那里睡了一觉，感冒了，大把吃药，吃得头昏脑胀。前几天打电话，妹妹说，他病了。在生病之前，他和病愈的父亲在一场雨之后种下了一亩多花生。

作为长兄，我可以在黄昏时分走出医院的大门，将自己扔在小旅馆的床上。

20块钱，有水有纸杯，有电视，有灯可以看书。

白色的床单下是脏乎乎的褥子，褥子下面是结着蛛网的床架。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躺在床上抽烟。偶尔也买来一瓶啤酒，一包花生米，慢慢喝着，看着模模糊糊的电视里的人影。

房间是一块块单薄的板子隔出来的，隔壁的正在打呼噜，正在看电视剧，正在呻吟。

几天时间我已经可以听而不见了。

沉沉睡去，在清晨醒来，穿过狭窄幽暗高低不平骚臭味浓重的走廊，走到街上，在小摊前坐下，一碗豆腐脑，几根油条，一天又开始了。

做完手术第二天，我亲爱的父亲挂着一个尿袋，神采奕奕地在病房走廊视察。在此之前，他看着一个又一个老头挂着尿袋从面前走过，眼里是紧张和羡慕。那时候父亲一直住在走廊，他说，他喜欢住在走廊，通风。他说了一句实话，并不是怕花钱。

他清癯的脸上是永恒的宁静，遇到大夫就会绽放笑脸。

手术前，我单独和他谈了一次。他的表情满含悲怆：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我笑着对他说，你的病情有些严重，但做完手术就好了。

今天打电话给他，他说没事了，好了，他说话的时候底气很足。

他说什么也不在我们家住，也不在妹妹家住。他回到了自己的老窝，那里有他的气息，他喜欢生活在那种气息里，脸上是永恒的宁静。

我又想起自己住在小旅馆里的情形。

我说，爹，你带来的老面酵母怎么发不了面呢？

我正在家蒸馒头，我问他这句话的时候，发现下了几天的小雨已经停了。

我的窗外开满了肆虐的蔷薇，生活永不停止，转眼盛夏来临。

我们都好好的，整天傻乐着，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