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极具商业眼光的桑志华并没有轻易答复外交部的邀请，在他看来，“雪铁龙亚洲探险队”现在要求得到的只是一个熟悉中国地理的向导，或许这个向导还应该是考古界的内行并精通汉语。

经再三斟酌，桑志华提出了自己的“入股”条件，三条必须的：1、探险队的一切记录资料；2、探险队的所有参加人员名单；3、安全保证。

第三条最为重要，因为此时的中国华北正陷于军阀混战，探险队将被迫在战火中探险，是名符其实的“火中取栗”！

桑志华又列举了一系列要求：首条就是自己必须担任“雪铁龙亚洲探险队”中动植物分支考察组的负责人；其次是自己考察组收集到的文物标本必须归属“北疆博物院”，当然，“雪铁龙亚洲探险队”可以冠名，仅仅是冠名而已；再就是，今后这支探险队为这次跨亚州探险所出版的专业文献，必须把北疆博物院列入合作者。

以下还列举了许多，例如要求配备助手、行李的托运、给自己三周以上在新疆天山的独自考察时间、所携带枪支、与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交涉、一年内不少以一万美元的经费等，最后近乎不讲理的要求：这笔款项若盈余，不论多少都要划归北疆博物院账户。

对于这些苛刻至极的条款，外交部实在无法接受，只得委婉表示拒绝，通过第三人告诉桑志华：雪铁龙跨亚洲探险项目推迟一年开始。

桑志华不大在乎“雪铁龙探险队”是在推辞自己还是在推迟时间，干脆带领自己的科考队员又钻进了深山，不再理会外交部递过来的橄榄枝上有没有果实。

咋看这时桑志华的表现，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意味，其实并非如此。

探险队的组织者潘特中尉不甘就此分手，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桑志华，桑志华坦率谈了自己的底线：决不会做导游、翻译之类的二流脚色！

潘特则把责任完全推诿到了中国政府方面：个人对博士提出的条件充分理解，但这支探险队现在已经与中国的科学组织签订了相关协议，而阁下的许多条件与协议条款相抵触……诸如“理解万岁”的大堆言词吧。

首次谈判礼貌破裂，虽然双方都声称以后再谈，其实都心知肚明，不会再有啥以后。

从以后的事实发展看，桑志华还就是处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有利态势，日本人见缝插针发来了邀请函，请桑志华参加当年11月8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远东考古协会年会”，紧接着又一封，邀请桑志华在东京人类学会做一个专题报告，并且表示，由日方负担日本之行的所有花费。

这是日本科学界的第二次邀请，早在1922年，日本就有过此意，那一次由于桑志华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了建设北疆博物院方面，婉言谢绝了日本远东考古协会秘书长岛村的盛情。

3月31日，日本天理教管长〈教主〉）带着7名门徒来到天津，在来华前，日本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告诉他，一定要到天津看一下北疆博物院，它研究黄河和白河流域的文化，很有科学价值。

中山正善是日本奈良县人，于192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史学系毕业，他们沿着英租界美丽的马场道，终于找到了北疆博物院，站在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左门栏柱挂着天津工商大学的匾牌，右门柱挂的是北疆博物院的匾牌。北疆博物院逢周三、六、日开放，中山正善一行到达时虽然是周一，但该院的有关人员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参观了每一层楼的陈列室和研究室，向他们一一介绍了种种陈列展品。

当他们看到地质学、古生物、动植物以及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标本，还有华人常吃的食品、穿的衣服和用的车等实物模型时，中山正善等人大惑不解：不知道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了传教，还是研究学问；不知是施行洗礼，还是培养学者？

当被引进公开陈列室以外像仓库一样的研究室时，他见到许多臭虫标本等，惊讶地喊出：“原来咬我手的是这种虫子呀！”

参观后，7个日本人人十分感慨，都觉得大开眼界。在参观北疆博物院后，他们每人得到了一本桑志华编著的介绍北疆博物院的小册子。

中山正善一行参观前后的态度大变，让桑志华醒悟到了什么，他日后回信给日本方面：应邀赴日参会。

这时的桑志华固然有借机宣传刚成立的北疆博物院初衷，也有与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分享自己科学成果的愿望，可能也不乏借此观察“雪铁龙亚洲探险队”下步态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