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这一年是寇谦之仙去的第三年，崔浩就像是要兑现寇谦之曾经的预言，被太武帝拓跋焘下在了平城天牢，所谓天牢就是死囚牢。

可怜此时身陷囹圄的崔浩，竟然一不知得罪了谁，二不知犯了什么罪，三不知拓跋焘为什么如此对待忠心耿耿的自己？

今天看来，历史上对崔浩之死也有多种解释难以定论。那么当年以崔浩的聪敏和智慧也参不透命运的无常，显然毫不奇怪。

太子拓跋晃是一个原因，当年太子监国时正是高僧玄高之死不久，拓跋晃悲痛欲绝，定然对崔浩恨之入骨，而崔浩以为杀玄高可以挽救太子免于误入魔道，然而，这只会加深拓跋晃的恨意，只能说明，崔浩被自己的聪明蒙蔽了。

紧接着，两人的矛盾似乎越来越走向公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记载，崔浩自恃被魏主宠信，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数十人为官。监国太子拓跋晃因故不允，并对崔浩详加解释。然而崔浩固执己见，竟然瞒着太子把他推荐的人派去任职，此事已使朝中大臣议论纷纷。

另外还有一事，似乎才是真正的原因：早在几年前，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主持续修国史。并叮嘱写国史定要根据事实，不必有意文过饰非。于是，崔浩按照皇帝要求以魏国历代资料，经数年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取名《国记》。

其实，拓跋焘编国史的目的只是留给皇室后代，让后辈子孙了解祖先的丰功伟绩。但是国史修毕后，有人建议不如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显崔浩修史的功劳，本已登上仕途峰顶的崔浩竟然利令智昏，把这一荒唐建议告知了太子。

太子竟然首肯并加以赞赏，此时的崔浩，已完全被虚荣包裹，哪里知道厄运即将来临。

《国记》之中，崔浩尽述拓跋氏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甚至写了很多拓跋氏不愿后人知道的事情，例如拓跋氏历代先祖随意乱伦等不堪行为，可以猜想，其中涉及了怎样的令人羞耻的往事。而雕刻上了《国记》碑林规模方圆一百三十步，立在大路之旁。往来行人一目了然，鲜卑贵族们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

人类学家周一兵这样分析：“这一下子，就引起了鲜卑贵族们极大的不满。为什么呢？当他们从森林经过草原，走到平原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廉耻概念。也就是亚当夏亚，如果不吃这个苹果，他们不知道羞耻，这时候他知道了。可你这样对我，这么样对我的祖先，那么简直是大逆不道。”

拓跋焘的残酷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大怒的时候，崔浩被判决灭三族！也就是说，崔浩的家族、母族、妻族要被全部斩尽杀绝！

可怜的是，至此崔浩似乎对自己的死因依然茫然一片。

修国史是拓跋焘的命令，灭佛也是拓跋焘的命令，对北魏王朝，自己也算是鞠躬尽瘁，为什么会遭致如此的结局？

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拓跋焘诛杀了崔浩。

临刑之前，崔浩被囚于城南木笼之内，兵士数十人，在台上嗷嗷大叫向他脑袋上小便，受尽污辱。

这种遭遇，为几千年文人功臣所未遇，以至于撰写《魏书》的魏收发出感慨：“崔浩才艺博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祸佑？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崔浩的死，一千年来历代文人都有评论，共识认为修国史为导火索，根本原因导致矛盾激化的是鲜卑贵族与汉家士族的对立，崔浩死后还连累中原几大士族高门，如：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这场儒道与佛的争斗，以两败俱伤而惨烈收场，史称“国史之狱”。

但是，崔浩的政治儒学化对太武帝产生了巨大影响，拓跋焘开始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

至于崔浩本身，他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一切皆是性格使然。

凡事有利必有弊，拓跋焘崇儒灭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但拓跋焘采取的手段过于强硬，其程度过于激进，也因此招致了包括皇太子在内的不少大臣与士子的反对与暗中敷衍。

据《资治通鉴》宋纪六载：“太子晃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这是在叙述：留守平城的太子拓跋晃接到父亲由西征途中发出的密令：诛杀平城中的所有僧众，毁灭所有的佛寺、佛塔以及经书佛像。作为虔诚佛教徒的太子将圣旨缓宣，密告众僧逃离平城——此前，太子的老师高僧玄高已死于灭佛运动中的一次谋杀。

此时，失去良师好友玄高的昙曜，本来已经抱定与佛共存亡的必死之念，在太子拓跋晃的苦心劝阻下勉强同意逃离。

在历史的记载中，拓跋焘是个冷血的人物，谁也说不清这冷血是源于他祖先的基因还是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母爱。不过，《资治通鉴》中记载了拓跋焘诛杀崔浩后一直郁郁寡欢，有一日官员汇报宣城一位大臣病逝，拓跋焘竟脱口而出：“崔司徒可惜啊”。

这也许是一代战神的第一次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