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廉不必向古人求教
大河报 6.27
王石川
位于四川仁寿虞丞乡丞相村的虞丞墓,迎来200人的特殊“参观者”——仁寿县县级领导及60个乡镇、各部门的“一把手”。“我们集结在此,就是要学习虞允文丞相的廉洁和忠诚,进一步巩固维护仁寿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和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仁寿县县委书记冉登祥表示,这里将成为全县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据《华西都市报》)
拜祭古代清官,推进廉政教育,较为常见,比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廉吏都一再成为拜祭对象。如今,虞允文成为官员学习的对象,稍显突兀。作为南宋的抗金名将,虞允文战功赫赫,著名的采石大捷即出自其手,但是否清廉,并无确凿证据。今人可以学习他的忠诚,但学习他的廉洁,不知从何说起?
即便虞允文确实清廉,但旧瓶装新酒,对今天究竟有多大意义,也不必高估。如今,那些落马的贪官中,不少都学习过古代的清官,但并未起到多大作用。比如万庆良。时任广州市长,万庆良率团出席广州城隍庙开放仪式,在三尊神像之一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像前,万庆良双手合十拜了一下,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官,也是个清官。”“我们要多拜拜清官。”任职期间,万庆良无数次重申要做“清官”。结果,大家都知道。
当然,作为一种廉政教育,拜祭古代清官有其必要。但切莫过于迷信这种形式,更不能把它当成反腐利器。封建时代的清官,确实无法承担今天的反腐重任。作为封建帝制时代的官员,清官奠定其声誉的,其实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当前我们大力施行法治,反腐要想达到实效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少数的几个清官。期待清官反腐,以实现政治清明、依法治国的愿景,只会事与愿违。正如有学者所称,“如果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观念,唯法不唯权,使为非作歹的、贪污作弊的无路可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何劳清官出世?”
与其拜祭清官,不如建立更健全的约束体制。有网友说,机制不健全,官员就有受贿机会,与“钓鱼执法”无异。当前,我们的反腐正在制度化、法治化,对制度本身也在不断修葺,比如官员个人有关事项的申报与抽查,再比如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也就是说,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于此种种,相关官员切莫认为拜祭拜祭官员就可以交差了,搞搞廉政教育就能高枕无忧了。
清官不是用来拜祭的,真正心向清廉就不会做表面文章。更应该看到,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虽然清廉,但他们并没有改善当时的官场生态,更没有拯救他们所处的朝代,这足以说明少数几个清官改变不了大势。对清官,我们应该点赞,任何有操守的官员都应该青史留名。但是,做清官不能靠道德自觉,必须辅以制度安排。换言之,当官清廉本就是底线。基于此,如果制度完善了,清官的生成机制通畅了,官员个个皆清廉,何必再向古人求教?如果清廉成为常识,拜祭清官也就不会成为新闻,引发网友嘲笑和鄙薄。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