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川 深圳商报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向父母下跪似乎天经地义，只要出于自愿、发乎真心，外人不宜过多置喙。但是，跪向父母毕竟是一件极私密的事情，向父母表达孝心也是个体情感的私人化流露，从常理常情上说，不可能也没必要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更不可能也不应该哗众取宠，掺入太多表演成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向父母下跪越来越常见，正呈现出三个病态趋向。其一，公开化。下跪走出家庭，来到学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其二，集体化。不是一两个学生向父母下跪，而是集体向父母下跪，有明显的导演和组织痕迹。其三，表演化。下跪时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念念有词，甚至还辅以煽情的背景音乐。此情此景，令人恍惚，以为是拍电视或者回到了古代。其实，即便在古代，也罕见集体向父母下跪的“盛况”，更遑论配以所谓的《孝亲敬老歌》和《跪羊图》的背景音乐。

如此表演，究竟给谁看？据上海市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校长傅建清说，读经典扬孝敬是他们学校的特色。接下来他们会定期举办这样的大典，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下跪，与传统文化何干？如果将下跪等同于传统文化，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更是污名化了传统文化，显得可笑可悲；将学生工具化，消费学生以扩大学校名气，更显得可怜可恶。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只要孝顺何必下跪？如果不孝，跪有何用？父母与孩子本是平等主体，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并不需要一定下跪。没有人格上的平等，过度渲染下跪，只会导致孩子缺乏骨气，染上奴性。对于现代孩子来说，最需要的不是下跪，而是拥有公民意识。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认为，新公民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但显然，不少校长和老师根本就不知道何为公民意识，或者说他们心知肚明，但就是不用公民意识培养学生。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经过公民精神的浸染，我们的学生没有得到民本思想的操练，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在日后走上社会时，他们的膝盖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软，他们的精神就会自动地矮化。

问题来了，一些学校为何老是盯着下跪，一说到培养孩子孝顺的意识，就让孩子下跪；为了劝孩子努力学习，也是下跪；甚至教学时，也不忘拿二十四孝说事。仿佛惟有下跪，才能弘扬传统文化，通过下跪，就彰显了诚意。这何其粗鄙、可怕？说白了，这是偷懒做法，是没文化的体现，也是缺乏公民精神的体现。

柏杨曾感叹，“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脆，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何其一针见血！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时至今天，仍然千方百计地威逼利诱学生下跪，中国孩子的膝盖怎能尊贵起来，中国人怎能从精神上挺立起来？

也许有人说，公开下跪，孩子同意，家长认可，关卿何事？这种思维要不得。一方面，孩子不是器物，也不是学校或家长的奴隶，岂可想怎么培养就怎么培养？另一方面，给孩子什么样的现在，孩子就拥有什么样的未来，他们终究要成人，要走上社会，岂可喂他们“三聚氰胺”？

上百年前，鲁迅就提出对孩子应理解，然后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最后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在今天，这种观点一点都不过时，再过一百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也不会过时。问题是，有多少家长真正做到这些呢？

别再动辄让孩子下跪了，膝盖太软的孩子注定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