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日前，一条关于《辽中县政府副县长人选魏汝翔12岁工作15岁入党》的微博引起关注。对此，沈阳市委组织部回应，“魏汝翔真实出生日期为1961年3月，现已取消其任职资格”。（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年龄造假涉嫌腐败，因为年龄缩小，该退休不退休，属于对权力的不正当侵占，不仅扰乱了官场正常的升退，还挑战了法律法规，当以腐败论处，因此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实属必要。

　　无利不起早，官员肆意改变年龄，显然有其目的。据报道，时任山西省河津市住建局局长薛新民，为了入党、升迁，先后数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最大的1960年，最小的1969年，跨越整个60年代，有网民说他创下年龄“整容”纪录。如此修改年龄，只是免职，是不是太手下留情了？

　　官员年龄造假，该追究责任的不应只是该官员一人，还应该追究合谋者或操作者。任何一名官员的年龄造假，往往都需要相关人员配合，这种配合有主动有被动，有故意有不知情，对暗中帮助官员修改年龄的人，乃至幕后指使者，难道不该依法依规严惩？

　　官员年龄造假不是小事，连年龄都敢造假，还有什么不敢造假？其实，一些官员不仅年龄造假，其他方面也造假，如时任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被查出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均造假，“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诚信为立身之本，“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官员掌握着公权力，更应讲诚信。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官员守信用，是个人美德，更是基本的政治伦理。

　　遏制官员年龄等造假，需要双管齐下。山西省的相关做法具有借鉴意义：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台干部任前档案审核制度，明确提出对干部本人档案涂改造假的，追究干部本人责任；对审核不严或违反规定认定“三龄两历一身份”（“三龄”指年龄、工龄、党龄；“两历”指学历、工作经历；“一身份”指干部身份）的，追究主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此外，除了审核，还应该强化公众监督，借助公众的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