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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不是筐,岂能啥都装?

(2006-11-02 18:15:03)
 
王石川
  23岁的周剑的无疑是一个传奇,2001年他第一次高考上了武汉大学,但随后由于痴迷网络多次旷课而被退学。他复读1个多月后,又考回了武大,但随后“屡教不改”再次被退学。回家几个月后,他又参加高考,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在华中科大读到大三时他由于学分不够又被退学。接着他第四次参加高考,今年9月份考回了华中科技大学。这种独特的经历,在中国的大学生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11月2日《广州日报》)

  “四进名校”,当然堪称高考奇才;“三被退学”,自然颇具传奇色彩。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引起了多方热议。教育专家称,周剑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是一个转型失败的典型。网友的陈辞更是坚硬而愤激,比如,“这不是学生的悲哀,是学校的悲哀,教育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中国的教育就是要把天才教育成猪,我已经差不多半人半猪了!”又是应试教育又是教育悲哀,矛头直指教育体制,对于这样的指责我颇不以为然。

  体制不是筐,岂能啥都装?诚然,中国的教育体制绝非像杨振宁说得那么完美无缺,不少方面当然值得诟病,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亟须动大手术的时候了。但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不能任何事情都拿教育体制说事。大学生乱倒剩菜,归结为教育体制的失败;毕业生卖糖葫芦了,也要反思教育体制。甚至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严重,也有人愤愤不平指责教育体制的不完善。这真让人哑然失笑。难不成教育体制成了罪恶的渊薮、不公的源泉、放飞撒旦的潘多拉盒子?

  以周剑为例,“四进三退”,罪魁祸首难道就是应试教育吗?其本人以及家庭能辞其咎?第一次退学,周剑“当时甚至想到过死”,回到家里后,等待他的是“父母好好教训了他一通”。面对孩子的人生挫折,周剑的父母是否尽职尽责了?还有,被女朋友“飞”了,周剑“心里挺难受的,就更加疯狂的上网”。一碰到不爽的事就沉迷网络,这与应试教育何干?几番踬踣,连周剑本人也承认“不能怪学校,是我不适应那个环境”。对大学教育制度“失望过”,“但我不是要反抗大学教育”。既然如此,那些论者何必良苦用心地“拉郎配”,苦大仇深地挞伐教育体制呢?现有教育体制推倒重来,周剑就不会退学了吗?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没有天才,美国的天才只不过是喜欢退学而已。也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天才,中国的有些天才除了考分高,基本上什么都不会。”这是一名留学生在看到中国人拼命上哈佛时的感叹。这句话放在这里颇为合适。退学和天才其实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教育体制更没有必然的顺承关系。与其纠缠于天才和教育体制不放,不如扪心自问:为什么有的天才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难道都是教育体制惹的祸?我们的家长能否心安理得地给出肯定答案?

  11月2日的一条新闻就颇让人悲哀——“父女住猪圈进行长跑训练欲2016年圆奥运梦”。不到8岁的小女孩张慧敏,从4岁起,其父就给她“魔鬼”式的训练。目标只有一个:2016年,奥运会金牌。当我看到小慧敏那孱弱如柴的身材、落落寡欢的面容,就忍不住脊梁发冷。有的家长无休止地让孩子被圆周率,正背不够还要倒背,为的就是吉尼斯记录。有的家长声竭力嘶地咆哮,恩威并施让孩子学钢琴……孩子被扭曲了,结果未能如家长所愿,这是不是教育体制的错?鲁迅当年撰文《我们怎样做父亲》,这些“疯狂”的家长能回答吗?

  是的,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是一尘不染,它的上面甚至积累了层层污垢,但是千万不能一出现问题,就下意识地、就想当然地归咎为教育体制。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遮蔽了问题的真正原因。就如周剑退学一事,我们老是指责教育体制,周剑和其父母毫无过错可言,结果只能让周剑在“进”“退”的延续中心安理得、不以为意。因此,教育体制需要反思,高校也需要反思,周剑和其父母尤其需要检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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