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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尊以李宇春和周笔畅为原型的纪念碑10月6日出现在通州宋庄文化艺术节上。石碑下方用大号字体写着“超女纪念碑”，上方则是以李宇春和周笔畅为原型的两幅全身人像，“李宇春”头戴耳麦，一手高持玉米棒；“周笔畅”右手拿话筒，左手则作出胜利的“V”形手势。两人均一只脚跨步在前。（10月12日多家媒体）

　　为超女建造纪念碑，的确出人意外，但更出人意外的是网友的反应。浏览各大论坛，几乎是清一色的挞伐声，轻则满怀狐疑、大呼反对，重则愤愤不平、破口大骂。而不少媒体评论也是一片质疑。如此轩然大波，让人哭笑不得。

　　一说到纪念碑就想到庄严肃穆，把纪念碑等同于高高在上的代名词，俨然伟光正，只能臣服不能腹诽，这是一种误读。其实，纪念碑并非专为英雄志士所专有，悉尼为狗立过纪念碑，波士顿为麻雀立过纪念碑，盐湖城为海鸥立过纪念碑。既然为动物立碑并不鲜见，为人立碑又有何妨？非要认为纪念碑凛然不可侵犯，是豪杰、巨擘的专利，寻常百姓断然不能涉猎，遑论兽类了，这就大可不必。这种无意识源于一种自我的矮化、对英雄的过于神化、对纪念碑的过于标签化？

　　有“欧洲的良心”之称的伏尔泰曾经说过一句恶毒的话：“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的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也许有人认为伏尔泰是大放厥词，面对智者的一家之言，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也许，我们应该摈弃历史虚无主义，但一味像膜拜金字塔一样膜拜长城，把它们上升到无限的高度，而看不到背后的血泪，这是不足取的。实际上，对待长城——恐惧的纪念碑不妨多些平视，对待其他的纪念碑亦应如此。

　　一说到艺人就想到戏子，动辄贬斥或者强加给无数标签，这更是一种误读。当年，章子怡当选某刊物评选的青年领袖，一时成为争议纷纭的文化事件；有学者把章子怡和孔子相提并论，更是引来骂声滚滚；章子怡在戏分中“被扔进马桶”，以及后来扮演日本艺伎，被很多人辱骂，甚至认为这是“辱华”！这真是莫名其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艺人靠身上的“活”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是，不少人却如此对待艺人，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诚然，这种心态实在狭隘得很！

　　如今，打入好莱坞的章子怡，被称为美国人的“必然之选”，她的存在对中西交流自有积极意义。与章子怡一样，李宇春也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不少人认为，《时代周刊》封面应是领袖人物的专利，你章子怡、李宇春何德何能有此资格？这是什么心态？以此忖度，超女入碑引起争议大概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超女为何不能入碑？别忘了她们确有可取之处，以今年的超女新科冠军尚雯婕为例，从一个苦孩子取得今日成就，没有坚韧不拔之志和非凡的奋进，能行吗？即便日后有人也为其立碑，也是名正言顺。

　　超女纪念碑策划人邹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纪念碑是在反讽超女，“人们只为死者建造纪念碑，但是现在‘超女’死没死呢？没死的话，艺术家也建造了纪念碑，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逆向思维思考一下，这个‘纪念碑’到底是称颂还是贬损。”我认为这只不过是策划人在面对网友穷追猛打时的一种自保。其实完全无需这样，如果是炒作，公开坦承就是了，拿超女炒作却遮遮掩掩、不敢承认，实在不够可爱。

　　其实，这位策划人根本没必要顾左右而言他（当然，邹跃进只是雕塑展的策展人，而非纪念碑的作者），艺术家拿纪念碑说事本来就是一项传统。问题的真相在于，正如有学者撰文指出，为了能祈祷训诫的功能，官方纪念碑常常是庄严雄伟、非个性化的建筑，其庞大体量控制着所处的公共空间。以“叛逆者”自居的前卫艺术家把纪念碑作为一贯的攻击对象。美国现代艺术家克雷斯·奥登伯格就设计了一系列“反纪念碑”，包括模仿华盛顿纪念碑的一把大剪刀。因此，笔者认为，超女纪念碑只不过是艺术家的一种解构，之所以选中超女，是因为超女火。再说了，艺术家给谁立碑，是艺术范畴的事情，既没有危害社会又没有践踏法律，何苦与他们过不去？

　　因此，超女入碑实在没什么不可以，无关宏旨，无伤大雅，更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对待艺人和纪念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