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上的回归与逃离

——评吕斌的长篇小说《狼甸子》

雷金

吕斌的长篇小说《狼甸子》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印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反映七十年代初期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壮阔画卷，为读者“剪影”了农村发展的史实性原貌。通过今夕对比反思，更能让读者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更能让读者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无可替代性。

主人公“我”作为村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中的优秀学员，演绎了“回归——逃离”的命运变奏曲。那时，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要回乡劳动二年经群众推荐才能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故乡狼甸子劳动，这是满怀抱负与激情的回归，“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给家庭带来了曙光。“我”干过很多农活，割地、打场、送粪……还负责过试验田的技术管理工作，“我”体验了劳动的沉重，感受了困苦的滋味，也历练了反抗欺压的信心和勇气。“我”本想在村子里谋一个位置一展才华，但农村社会的“套路”让这个不谙世故的知识青年到处碰壁，最终也没得到重用；后来“我”又想通过当兵这条路子“逃离”黑土地，最终还是被“人际关系”给无情挡回了农村；正当“我”面对现实无奈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时，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改革春风徐徐吹来，“我”积极备考参加考试，最终考上了大学，逃离了黑土地，但“我”的内心仍深深地爱着生他养他的狼甸子。

吕斌从小从农村长大并通过高考走出农门，他对家乡农村生活有切身的体会和敏锐细致的观察。《狼甸子》文风朴实无华，大量应用插叙手法娓娓道来，情节一波三折，通过大量的细腻的心理、语言描写和叙事，刻画出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能干持家有方的农村妇女，但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锅饭”模式下，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发挥出来，自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累死累活还是难吃饱穿暖，母亲迫于生计趋利避害的形象跃然纸上，鲜活而又真实可感。她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但看到“我”没有向别的高中毕业生那样“优秀”，就刻薄的挖苦“我”，她想激发儿子的斗志；为了让“我”说上一个好媳妇，她的热情过了头，用拙笨可笑的方法讨好李芳红，但当“我”考上大学时，她又觉得李芳红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了，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再联系李芳红。这样的农村母亲可以说有千千万万，作者没有把母亲形象塑造的高尚无暇，但这不影响母爱的伟大，因为母亲也是人，并且是普普通通的凡人，她要受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影响，还要受自身经历的影响。李芳红是真心喜欢“我”的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我”在人生低谷时，她愿意和“我”一起割谷子，帮助“我”，鼓励“我”，她不屈服于书记的权利去当他的儿媳妇，在“我”去当兵和考大学时，都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但当我考上大学已成事实时，她没有尽力讨好“我”，而是很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的思想波动，并保持了高贵的自尊矜持。大队书记于贵德是一个没有文化，但精于算计，善使手段，玩权弄势之人，他通过运作让自己不优秀的小个子儿子当上了兵，又通过权力威逼利诱选拔儿媳妇、物色女婿，打击异己，排挤不向自己靠拢的社员……一个不受有效约束和监督的微权力不断微腐败着。郑海峰、林有洋、齐志才之流是干事业没能力、整人却很内行的一类人，他们搬弄是非，谄媚权力，诬陷对手，沆瀣一气，他们最后失势了，被撤了职，但提拔他们的于书记还在村子里呼风唤雨。      

 小说《狼甸子》描写主人公成长的同时，也展示了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突出反映了农村既缺人才，又排斥人才的问题，造成了劣币逐良币的现象，也反映了下乡知识青年缺乏深度融入农村建设的实际能力和吃苦奉献精神，从整体上说，反映了当时农村治理体制机制亟需改革的问题。

作者以凝重朴实的笔调，审视的眼光，观照的态度，绘就了一幅非常时期农村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让人深思。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在深入推进，“逃离——回归”在广大农村频繁上演，回归不应单指回乡就业或创业，还应包括精神上的回归或曲线回归，比如很多学业有成、事业腾达的家乡人，虽然不能直接建设家乡，但在建设国家、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也会曲线连接到家乡的人和事。

新时代如何深入推进农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调动服务基层的大学生志愿者、驻村工作队的积极性？《狼甸子》反映的现实显然有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

来源：内蒙古日报2020年3月5日　http://szb.northnews.cn/nmgrb/html/2020-03/05/content_20725_1068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