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闻　载《楚天文艺》2017年第6期　作者　吕斌　编辑　华杉

短篇小说：

今日新闻

吕斌 

我上车时太阳刚从城东的楼顶上冒出来，冬天的冷风吹得太阳脸儿红红的；我缩着身子刚落座，坐在身旁的市电台记者小汪抱着棉大衣的前衣襟儿，朝前座的男人扬扬下巴，说：“这是金经理。”

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男人仰靠在座位上，秃顶朝我伸着，他听见小汪介绍他，转过脸来，那张冷漠的脸看上去四十多岁，他伸出手来，小汪介绍我说：“这是市报社的吕记者。”

我伸出手去，金经理又胖又软的手只和我的手撞一下就收了回去，我心中不快，但也能理解他，我接触过的许多有钱的经理、厂长什么的，都是城府很深的，更何况今天是他向教育上捐款，有功之臣固然有些傲气。

轿车在马路上奔驰，街旁的人被风赶得脚步飞快，骑自行车的人蜷着身子，汽车屁股吐着白气，这座北方城市天空高远。我问小汪：“今天有多少家企业捐款？”

小汪埋在大衣里，全身不动，只有嘴动：“我也不知道。”

我又问：“向哪儿捐款？”

小汪说：“说不清，台长只让我采访一个捐款仪式，说是市团委通知的。”他身子动了动，以示他对这些漠不关心，老记者都这样。

这都是正常的，比方我，文教部主任通知我今天采访一个企业向学校捐款，除了告诉我几点有车来接我什么也没说。当了多年记者习惯了边参加活动边问，更何况近半年来捐款活动特别多，最近我就参加两个了，仪式搞得像过年，那么新鲜红艳艳的大绸缎布一剪子就剪断了，看着真让人心疼。其中一个县的几家企业向本县各中小学共捐款三万元钱，管庆贺的鞭炮就崩去四五万，捐款仪式上空硝烟弥漫，就像鬼子进村了。

我想，上了车就等于采访开始了，我朝前排的金经理探过身子问：“金经理，今天你向哪儿捐款？”

金经理头也不回，说：“听郊区县的安排。”

大款有派，不在乎向哪儿捐款。只管掏钱。报纸发表这样的消息必然要介绍一下捐款的企业情况，我问：“金经理，您的企业经营什么或者生产什么？”

金经理似乎来了兴趣儿，他微微地侧过身来，我只看见他的半个脸，他说：“我是南方一家冰箱冰柜厂的赤峰代理商。”

小汪轻声说：“是一家私人企业。”

我问他企业在哪里？金经理刚想说话，车就慢下来，并且向路边靠，金经理朝车窗外指着说：“这就是。”

我顺着车窗看出去，在街旁一排饭店商店之间夹着一个门口，门口挂着一个什么制冷电器经销处的牌子，因为车窗有霜看不清，消息中不一定把企业写的多么详细，我嫌冷就打消上下去看仔细的念头。金经理回头朝车后望望，对司机说：“来了，走吧！”

我顺着车后窗朝后望，才发现后面又跟上来两辆红色轿车，我猜测那准是电视台、晚报的同行们，嗬，今个儿采访阵容还挺庞大呢，看来是个很大的活动。

车子出了市区，先沿着一条柏油路朝南跑，接着上了一条石子儿路，路两旁是田野和山峦，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中，路边的杨树伸着光秃秃的枝杈，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车子在坎坷的沙子路上跑了四十多里路，路旁出现一座四层白楼，白楼在这荒野中显得鹤立鸡群，十分显眼也十分刺眼，就像一个人穿着挽裆裤子扎着领带一样。车子拐进红砖砌成的院子，停在这座楼前。我下车，才弄清这是郊区县的杨树沟乡政府。我打量院子，楼很气派很豪华，怎么个豪华法儿我不会形容，反正我觉得它可以和市政府新建得办公楼相媲美；院子西边有一排车库，库里停着两辆高级轿车，楼前停着十多辆各种型号的摩托车。我想，这个乡很富裕。

楼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八九岁的干部，长瓜脸，尖下颏，白净脸，很白的长门牙，眯着的长眼睛很随合，他热情地叫大家楼上喝茶，另两辆车上的人也下来了，是电视台和晚报的。我缩着身子跟着别人朝楼里走，金经理向我们介绍那个干部：“这是王乡长。”

王乡长就和我们握手，说着：“欢迎欢迎！”

我们上了楼，坐在王乡长办公室的真皮沙发上。王乡长让秘书给我们倒水沏茶，他从桌箱里拿出一条红塔山香烟扔在茶几上，说：“你们抽烟喝茶，我这儿烟茶不缺，别客气，我和金经理去商量一下活动咋安排。”

他们出去后，我们记者就东拉西扯。我打量屋子，白白的墙，抹着一条条黑道子，床上铺着纯毛毯子、褥子之类好几层，还有电褥子，办公桌上有生活用品、报纸、各种打开盒的烟，大理石地面扔着烟头儿。这是典型的农民摆阔又没改掉脏乱的恶习。

王乡长和金经理商量一个多小时，太阳从窗子射进来，屋子里的人都有点耐不住了，一个简单的捐款仪式，走一下过程得了，大家都急着回去有事呢，有的要赶稿子，有的要去别处采访。

约摸两个小时过去，王乡长回来了，说刚打发人去村里报信儿，让村里有个准备，大家再等一下，他就坐在办公桌旁陪着我们说话。我职业习惯，就问他：“王乡长，你们乡哪方面搞得比较好，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可写个什么。”

王乡长很痛快地说：“我们乡是全县的贫困乡，穷，没有搞得好的地方。”

我哑然，其它记者也怔怔地瞅着王乡长。一般地说，当官的见了记者都挖空心思炫耀他搞得好的地方，显示他的政绩，他怎么反其道而行之？我忽然来了尿，站起来问王乡长楼上有厕所吗？王乡长说我带你去。走在走廊上，王乡长说这次捐款是他跟金经理联系的，他和金经理是邻居。我很诧异，看着王乡长。王乡长并没注意我的表情，他说：“我是市里的下派干部，在这里当副乡长，干三年了，今年该回市里了。回去怎么安排没说呢，我下来什么实事没做，咋也得做点，就联系这么一件事，金经理企业也想搞搞宣传，我们俩就算各有所得吧。”

我问：“这次几家企业捐钱？”

王乡长说：“只有金经理一个。”

“他捐多少？”

“两千。”

我吃了一惊，捐两千元钱就折腾这么多人来呀？我看着王乡长，王乡长发现我表情不对，我觉得这么着一副脸色不好，就岔开话题问：“建这个楼花了多少钱？”

王乡长说：“不多，七百多万。”

我皱起了眉头，建一座楼花七百多万，就没有两千元钱办教育？进了厕所，便池里堆着许多大便，臭气熏天，看样子没人管理厕所。我屏住气方便完了就往外逃，心里很气愤，这些想摆阔又不知道怎么住楼的土老帽儿，真是拿着钱祸害玩儿。

车子又上路了，路两旁沟和山多起来，沟很深，山很高，居住的人家就藏在沟里或山根儿下，路是土路，坑坑洼洼，车在烟尘中颠簸着前进。田地里有农民背着粪筐捡粪，我想起了家乡的父亲背着粪筐捡粪的身影儿，就心里发潮。我胡乱地想着乡政府的白楼和那厕所的粪，还有今天捐款的事，思绪就莫名其妙地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今天三辆汽车烧多少汽油？

车子拖着尘土，七拐八绕地钻进了一条山沟，沟两旁出现了房屋，房屋很多是砖砌墙瓦房顶，看房子这里不太穷。车一进山沟风就小了，车子贴着房舍往前走二三百米，往右一拐，进了一座水泥地面的院子，这就是目的地。我们下了车，我又有些意外，这个门口挂着村委会牌子的砖平房实在漂亮，不但窗明几净，墙面贴花，且有一大溜十几间，难道区区两千元钱就捐给有着这么漂亮村委会房舍的村子？村委会门里涌出来七八个男女，都穿得体面，尽管有的衣裳不合体，但干净，其中一个大下巴、戴着赵本山式帽子的四十多岁汉子最热情，一一和我们握手。王乡长一介绍，才知道他是小学校长。他叫大家进屋，我们几个记者穿得少，又加上这大冬天不愿意在这山沟里泡着，就说：“不就是个仪式吗，快举行得了。”

王乡长和校长嘀咕几句，又跟金经理商量一下，抬脸对我们说：“那就直接上村小学。”

我们一行十几人，拖拖拉拉绕过房舍，串过几家门口屋后，爬上一个高坡，坡上出现一座土墙院子，还没看清房子，就听见上边传来鼓声和小号声，还有孩子们的“欢迎欢迎”呐喊声。走到坡上，才看清院子里是一排土房，院中心立着一根木头杆子，杆子曲曲弯弯的，杆子上头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南边校门口站着两排大小不一的学生，敲鼓的、吹号的、拍着掌喊欢迎的，个个冻得脸发青，手发红，缩着身子。我随着人群从学生中间走进校院时，悄悄问一个小学生：“你们等多长时间了？”

那个小学生说：“早晨八点就站在这儿等。”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快十一点了，这大冷的天他们站三个多小时了。我瞄一眼别人，金经理穿着军大衣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一副盖世英雄的姿势；王乡长向学生挥手微笑，好像他给学生们带来了财神；乡里村里干部点头哈腰地照顾着我们这些人谁先进院谁后走。只有我们这些记者情绪不高又没有秩序地朝院子里走。

老师在院子里列队欢迎我们，并被引进一个屋子，屋子摆着一圈桌子，桌子上放着香烟、瓜子、苹果和茶水，火炉子呼呼燃烧着，窗子上钉着塑料布，在风的猛吹下塑料布“呼达呼达”地响着，屋子很冷，我们这些住惯暖气屋子的记者们，穿得衣裳太少，个个发抖，脸色紫红，乡、村干部再三让我们坐，我们也不坐，因为站着活动着点比坐着暖和。王乡长见我们都不坐，就跟金经理说：“咱们开始吧？”

金经理也冷，他缩着脖子说：“开始吧。”

王乡长转身对小学校长说：“那就开始。”

乡长又对我们记者说：“下面就该你们记者安排了，需要照什么相、写什么？”

王乡长瞅我们，金经理也瞅我们。我们记者面面相视，我心里话，你们搞的活动你们安排？我们只负责采访。王乡长见我们不作声，就跟金经理商量咋办，金经理刚想说什么，小学校长进来说准备好了，王乡长和金经理往外走，我们跟出去。

风更大了，尘土在空中挥洒，木旗杆上的红旗被风舞弄得“啪啪啪”作响，人们缩着身子猫着腰往前院走，人的头发都风吹得乍撒起来。前院是个空场，学生们列队站着，个个冻得脸又青又紫，很多学生都侧着身子迎着风，学生的前面摆着一排桌子和凳子，那是安排客人坐的，我怕安排我坐挨冻，就钻进一间敞着门的教室，教室里四个男女老师围着炉子烤火，见我进来都站起来让我坐，我缩着身子咝哈着，不坐，我顺着窗子看出去，金经理、王乡长、校长和乡、村干部都坐在凳子上了，王乡长站着对着学生讲什么，风太大，听不清。

我问几个老师：“金经理这此向你们学校捐钱干什么用？”

一个老师说：“帮助三个家庭困难的学生读书。”

我问三个学生怎么个困难法儿？一个老师说：“一个父母聋哑，一个父亲有病，还有一个母亲痴呆。”

我又问这个学校教学条件咋样？他们都说不咋样，写字有墨水，讲课有粉笔，还有一个仪器库，校田地的收入年年添置些教学用具。我想，我当年师范大学毕业时在一所山村中学教学，穷得教学仪器库都没有，这个小学比我工作过的那个学校强。

正闲扯着，外面一片杂乱声，我顺着窗户望出去，见学生们散乱地往教室跑，仪式结束了。我出了教室往后院走，我担心再开座谈会什么的，那就麻烦了，天这么冷快回去算了。

怕啥来啥，回到后边屋子，王乡长果然吩咐村干部叫来了三个被捐助的学生家长。这回再冷也得坐下了，人们围着桌子坐一圈，金经理被安排在主席位置上。这半天他说话很少，看上去对这件事并不热心。

王乡长说一番感谢金经理发财不忘山区孩子的话，小学校长和学生父母发言，虽然辞不达意结结巴巴，但感激之情却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母亲流下泪来便是证明，一个父亲走到金经理面前鞠了一个躬。小学生发言时都从兜里掏出一页纸，走到金经理面前敬个礼，站直身子念那块纸上写的字，那字几十个，很中听，听出是老师帮助写的。

最后王乡长请金经理讲话，掌声过后，金经理并不受屋内气氛感染，仍然情绪不高地介绍他的企业经营什么，所卖物品进价多少，零售价多少，地址在哪里，电话多少，并要求记者发消息时这些都写上。我想他不懂新闻，新闻稿件写上这些就成了广告了，广告是要收广告费的。

完事了，我们记者都张罗走，纷纷站起来。我的又一个担心发生了，王乡长和小学校长堵住门口不让记者走，说是晌午了吃了饭，并且拿走了我的文件包和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我们说到家不过个八小时，下午还有事，他们不听，我们就瞅金经理，希望他说话，如果真请我们吃饭，金经理可以回市区找个饭店招待我们嘛，两千元都拿起了，几百元还拿不起吗！金经理说：“大冷的天走啥走，在这儿吃吧。”

我们都很意外，谁也不说话，我看出同行们心里都闷地慌，学生们都买不起书，经住这一吃吗？我们吃完一拍打屁股走了，学校这笔钱从哪儿出？我对金经理有了憎恶感。

等待吃饭的时候，我们围在铁炉子旁说闲话，金经理见我一个劲地打战，几次脱下军大衣往我身上披，我都拒绝了，我不想受他一丝一毫的施舍。饭菜迟迟端不上来，我要上厕所，我问清厕所在学校院外，就走了出去。学生们放学了，校院里非常冷清，风在不紧不慢地刮着，办公室门口站着校长和两个老师，他们正说什么，我走过他们身边时，听见校长焦急地说：“没有蘑菇不行，人家知道咱们这儿产蘑菇，快去学生家里找，啤酒到村小卖店赊……”

我走出学校大门口，看见坡下走上来两个妇女，前衣襟儿卷着，里面包着什么，手冻得紫红，两个女人说着话朝学校走来，风声中她们说话声很大：

“我家没别的好吃的，就这些花生豆全拿来了。”

“我这点蒜苗是孩子生的，他还说卖了买本儿呢，我跟他说……”

一共摆了三桌，虽然天气很冷，大家喝得吃得还是挺热烈，人们敬酒的词都是怎么感谢金经理捐资助学，或是金经理给这个山村带来了温暖，有了金经理才有今天这个聚会。

我望着几个默默不语往屋端菜的女教师，还有坐在桌子旁不吃不喝只是腼腆地微笑的学生父母，心里不是滋味，我想，学生父母看着这些菜，一定感叹比他们过年吃的好。

几杯酒下肚，王乡长站起来，郑重地对小学校长说：“谢校长，我做为乡长得给你下一道指示，金经理把钱交给你了，你这钱怎么花得列个表，做到笔笔有宗，这表你留一份，一份交给金经理，一份报乡政府，钱花完咱们三个对一下花得对不对。”

小学校长站起来微微哈着腰点着头，诺诺称是。

我想，王乡长应该指示校长把这顿饭的支出也列个表上报。

日落西山，一行人红头涨脸、趔趔趄趄走出学校，三三两两走进村委会的院子，有的男人走到墙根儿处背过脸去叉开腿，就响起从高处向下流水的声音；女人绕到房后就没了动静；有的人钻进屋子喝茶。折腾一个时辰，都钻进车里，朝车外笑脸欢送的人胡乱地挥舞着手，车就抛下这个山村上了土路。

金经理躺靠在座子上，半转过身来，舌头不好使地对我说：“吕记者，我这稿子啥时候给发？”

我冷漠地看他一眼，懒懒地说：“还定不下来。”

金经理问：“我们公司的地址记住了吗？”

我淡淡地说：“记住了。”心里话，我记那玩艺干啥。

他不放心地说：“可别写错了呀。”

我不想再跟他说话，熬了一天，冻了一天，上车这么一暖，我有些发困，我靠在座子背上，心想，这条“本报讯”是我当记者以来最讨厌写的一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