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斌作品研讨会现场

这里有六月的田野，绿色的希望从田野上升起。有秋日，丰收的喜悦陶醉着每一个人。有茫茫的深山野洼，野洼里飞出了剪开春天的燕子。这里有辘轳乡，乡里发生着像“辘轳绳”那样的神奇故事。这里是赤北，是吕斌笔下一隅独特的农村。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唱出了一曲曲悲壮的歌。

他一开始就注意写人

也许是他太熟悉这里的山水人情，或是他和这里的人们命运系在了一起，他写出了上至县长下至小孩的众多人物，而这些人物闪烁出来的光彩又让人欣喜不已。

好像他熟悉父母官，抑或是他对父母官有着那种美好的愿望，他笔下的张文稳重而成熟的走来。他不满足这片土地上的现状，决心不枉此任，为后代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他以宽厚的爱，在人们世代耕作的田野上，植下了使老百姓称道的希望。（《秋日》，《草原》1992年7期）；赤北的农民和其他地域的农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会过日子。太会过日子就是小气。吕斌对这种农民富有同情，也给予鞭笞，掺杂着辩护，更向往着他们大方起来。远方舅舅为了养家糊口，用尽一切手段支撑他那风雨飘摇的日子，他将自家树上结的杏拿去卖，每次递给人时都用小拇指勾回来一个（《山沟里的人》，《百柳》1982年6期），多么风趣，多么幽默。但是，他却笑不起来，相反，他极度痛苦，因为他亲身经历过那场面，他理解他的父辈，都是“家穷怕外人吃”，饿着肚子怎么大方？是呀，这个人物身上饱含着他的多少希望和憧憬。

父辈们拼命劳作，却那样穷困，那样“小气”和“寒酸”。也许正是这样的缘故吧！这儿的青年看不起老人们的愚顽，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探究过父辈或祖辈们为啥穷困，为啥“躬背”而“唯诺”。他们时时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烦躁、焦灼，他们乱撞，犹如那即将分娩的胎儿，做着出生前的一切准备，他们是穷富过渡的一代。

燕子是任性的姑娘，她愿意念书，可是妈妈不让她念书，却让她捋拉拉蔓儿。活命是第一位的，念书是第二位。燕子怀着这样的心境走进了田野，田野是明亮的，她心情是黑暗的。她走出了村界，同时，也走出了她固有的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激动，她振奋，她狂喜地“飞过一座山坡，又飞过一座山坡，惊得野鸡飞起来，兔子落荒而逃，蚂蚱纷纷躲避，几只蝴蝶紧紧跟在脑后，比赛般地追啄她”，这是怎样一副欢乐的场面，这不就是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前奏吗？（《燕子》，《草原》1985年7期）。

邢嫂拼命地劳作，同时她也拼命地不满足这种劳作，她想大的，要干大的，而她经过痛失亲人的反思得到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结论，大的事业不是她单枪匹马干得成的，她要暗示别人，鼓励别人，拉拢别人，用她所能用的一切手段。但是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心态，是那样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结果是她一次次地失望。但是，时代总会让“历史告诉未来”，发展才是永恒的自然，这块土地不会永远不风吹草动，邢嫂最终看到了亮点，那是又一个时代的曙光（《六月的田野》，《满族文学》1987年1期）。

在这一代人中，最令人钦佩的是田志。他在父辈那儿继承下来的是顽强的生命，犹如石板下的小草，不屈不挠，左钻右探，既使有一线希望它都去全力争取。他同大自然争斗但热爱大自然，他同人斗但绝不丧失人性，他勇敢、正直、善良，他是一个有着宽大胸怀的男子汉。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始终冷静地对待别人，对待自己。他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品质，同样，也继承了父辈愚顽的心态，他是田野的希望，但又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他是赤北第二代农民的代表（《茫茫的深山野洼》，《北方文学》1985年1期》）。这种“双重的继承性”，把人物性格的刻画立在了现实的的土地上，这是自然界“造物”的特点，也是社会规律支配的写照。

在吕斌笔下的人物群里，最鲜活、最富有诗意的是赤北农村的孩子。他们活动在农家院子里，奔跑在田野上，劳作在山林处，有着这个地方孩子们特有的童心。他们习惯了劳作，养成了爱心，勇敢地分担着老一辈人挑着的重担，他们有新的理想和憧憬，他们的世界是多彩的，他们的未来又让人担心。听着这曲曲童歌，犹如听着他们前辈的歌一样，让人们的心境沉甸甸的心酸。

嘎娃放暑假了，他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作业和戏玩上，大人们都忙，他也看护庄稼。当老师家的猪跑进田里时，他毫不客气地训了师娘一顿。当他帮助老师垛倒了的猪圈墙时，看见老师走来，他是那样拘束不安，他懂得勤劳，同样也懂得礼貌，认真与憨直融为一体，这不正是他父辈中的品格吗？（《嘎娃》，《天津日报》农村版1980年12月28日）妈妈病了，王小柱去给妈妈买药，却缺一分钱，正为难，他“检”到了另一个买药小朋友的一分钱。当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后，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他的行为得到老一辈的谅解甚至夸奖，他自我完善了一次，又奔跑在“隐藏着理想和希望的田野”上了（《主小柱买药》，《新少年》1985年15期）。芳儿放学去林地割草，因为误入外村的地界，而她带的书本又被弃学看林子的男孩发现，两个人便“换工”，芳儿天天教男孩识字，男孩天天帮助芳儿割草。秋后男孩走了，要芳儿给他买一套小学课本，他要自学，芳儿就把自己学过的课本埋在了男孩指定的山顶上。这不又是一个不屈服命运的小草吗？（《埋在山顶的种子》，《溪水》1986年2期）

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在这片广阔而沉重的社会背景之下，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苦辣酸甜，有着各种追求的悲欢离合。吕斌熟悉这里的人，他用心用血去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唱着悲壮的歌。他为了刻画每一个人物，倾其全力，倾其挚爱，让升华后的理想、追求与心愿，自然流淌出赤北热土的异彩。

他发现了辘轳乡——使他的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赤北农村的环境是特有的。悠远的历史、古朴的文化，与那特有的地缘，一脉相承，虽不“显赫”，虽不“驰名”，但在这块土地上，却游荡着纷繁的风土人情，它是一个地域的词典，它是一部正在写着且永远也书写不完的书。这之前，没有一个作家注意到这世界一隅，甚至没有人提到“赤北”这个名子，好像它的存在都属“编外”。吕斌首先走进了这片土地，并热爱上了她，荡开笔力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这也标志着他对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艺术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最新奇的是辘轳做为生命之柱的地方，人类生存的任何支柱都依靠辘轳，辘轳像神灵那般神秘，一个人是熊是孬，上辘轳上试，孩子成人，姑娘嫁人，小伙子娶妻也要过辘轳这一关。当然，当了当不了这里的官也自然过辘轳关。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辘轳吗，又不是没见过没摇过，可是，在这儿摇辘轳是怎样艰辛的事业，让人惊心动魄呀（《辘轳乡》，《北方文学》1990年7期）。王祥调到这里当父母官，他不服气摇不了辘轳，他在老百姓的盯视下，甩掉官架子，拜师学艺，开始学摇辘轳。老百姓也无法肯定他是否能摇得上辘轳，让老百姓稍感安慰的是：他还敢摇呢！只要有这精神就是个好官！

摇辘轳，这风俗太古老了，只有这块土地才有这种神圣的风情，人的苦辣酸甜都系于辘轳，辘轳也给人们带来悲欢离合，这是一种辘轳文化，辘轳只是一种象征。她是魔鬼，也是吉祥物。在这祸与福溶于一体的辘轳乡，人们不屈不挠，同大自然斗，同自身的弱点斗，顽强地生存，这种顽强的精神在“辘轳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随处可见。“一老一少不看王祥，也不说话，只顾摇，山里人的脾气就象这不停转的辘轳一样经摔打，有耐力。”“姑娘已经摇开了辘轳，她很吃力，近似咬牙切齿地往上拼。”“那老汉上身只穿一件背心，又干又瘦，看那摇辘轳的劲头很有点干巴劲”。更感人的还是“王祥再次抓住把，决定誓死一搏！”

辘轳乡人的精神，多么地感人啊！

而且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些没写出来的东西，在这个画面上，他至多写了六七分，那三四分留给了局外人去品味、去咀嚼、去联想，正如鲁迅所说：“隐藏着的含义，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这就是《辘轳乡》让人放不下的缘故吧！

如果说《辘轳乡》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文化，注重了历史的沉重感和人的命运的反思，而《辘轳绳》（《北京文学》1991年11期）所唱出的歌则欢快些了，至少她经历了曲折后让人看到了前进路上的曙光。辘轳绳断了，老百姓吃水发生了困难，可老百姓都是“三个和尚”心理。曾经管过而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管这辘轳绳的郑红友，抓耳挠腮坐不住。他去找村长，村长忙于挣钱，他只好想办法逼迫村长管，其手段是自己发财让村长破财，村长这才觉得不弄成这根辘轳绳，他发财的道上将多一道障碍。这里最耐人寻味的不是村长，都拼命挣钱的今天，辘轳乡也不是一潭死水，谁不想过富日子呢，自己发财扔了大伙的“村长”，不值得太惊小怪，这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郑红友，他曾经当过村长，为大伙服务惯了，虽然是快奔向坟墓的人了，但他那颗想为这里的人民做点事的心没有泯灭，他的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山区人民实在渴望这种精神，也渗透到了村长身上。

不管是辘轳乡还是辘轳绳，它们展示的世界都是新奇的，既有古老文化的揭示，也有人的命运的探索，更有生命意义的启迪。

杂感、缺撼及希望

吕斌的作品就像一个赤北农民降生，面世即落到了泥土上，全部创作的核心精神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灵魂，手法是传统写实。吕斌以稳健的笔力叙说着故乡人，他不追求人为的戏剧性高潮，而着力表现生活的自然流动及其过程。在那一幅幅画面中，他以真为血，以真为神，形成一神凝重的基调，极少看到大起大落的情节和生离死别的争斗。他能把农民的吃相写得惟妙惟肖，就象亲眼见到一样，那样从容不迫，平实自然。那一个个人物，以及那一个个人物的每一个活动，尽管极为平常，但总觉平常下面隐含着什么，字里行间有着更深更广的东西，因为说不清什么原因，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激动、悲伤、欢喜和痛苦。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吕斌的笔总是放不开，语言虽然日趋成熟老练，但缺乏生动和哲理的东西，无论场景还是人物，都近似于守规距，很少写或尽量避开了生活中丑的一面，使得真实的生活减色不少。应该放开一些，再放开一些。他的情调有时过于压抑，缺少昂扬的东西，大部分生活图景不硬朗。但我同时也坚定地相信，吕斌的小说一定会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