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2日12时左右，某银行合肥分行与宋庙小学贫困学生结对捐资仪式在宋庙小学举行，仪式上30名受捐学生每人接受了1200元的捐助。仪式不到1小时结束。

随后，32名银行员工、所有受捐助学生、镇中心校工作人员、宋庙村“两委”成员、宋庙小学教职工以及镇党委宣传委员，一行共计86人前往“农家小灶饭店”就餐，这顿饭共消费2765元。就餐的捐助者并不知道，还没等受捐助的孩子们拿到捐助款，为了筹集这笔餐费，宋庙小学已经提前向30名受捐助学生家长每人收取了200元，共计6000元备用，作为接待餐费。

2016年01月29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让接受捐助的学生出钱招待捐助者，我也经历过。

有一次，我所在的报社总编辑室通知参加一个采访，并且有一辆车来接上我，车上还有几家本市的新闻单位记者。我上车问别人，是什么人捐款，捐给什么人？别人示意前排坐着的男人就是捐款人，是一家南方冰箱冰柜厂的代理商。

       车子出了市区，先沿着一条柏油路朝南跑，接着上了一条石子儿路，路两旁是田野和山峦，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中，路边的杨树伸着光秃秃的枝杈，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车子在坎坷的沙子路上跑了四十多里路，路旁出现一座四层白楼，白楼在这荒野中显得鹤立鸡群，十分显眼也十分刺眼，就像一个人穿着挽裆裤子扎着领带一样。车子拐进红砖砌成的院子，停在这座楼前。我下车，才弄清这是郊区县的一个乡政府。

楼里走出来一个男人，随行的人说是王乡长，王乡长就和我们握手，说着：“欢迎欢迎！”

我们上了楼，坐在王乡长办公室的真皮沙发上。王乡长让秘书给我们倒水沏茶，他从桌箱里拿出一条红塔山香烟扔在茶几上，说：“你们抽烟喝茶，我这儿烟茶不缺，别客气，我和金经理去商量一下活动咋安排。”

约摸两个小时过去，王乡长回来了，说刚打发人去村里报信儿，让村里有个准备，大家再等一下，他就坐在办公桌旁陪着我们说话。我问：“这次几家企业捐钱？”

王乡长说：“只有金经理一个。”

“他捐多少？”

“两千。”

我吃了一惊，捐两千元钱就折腾这么多人来呀？

车子又上路了，路两旁沟和山多起来，沟很深，山很高，居住的人家就藏在沟里或山根儿下，路是土路，坑坑洼洼，车在烟尘中颠簸着前进。田地里有农民背着粪筐捡粪，我想起了家乡的父亲背着粪筐捡粪的身影儿，就心里发潮。我胡乱地想着乡政府的白楼和那厕所的粪，还有今天捐款的事，思绪就莫名其妙地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今天三辆汽车烧多少汽油？

车子拖着尘土，七拐八绕地钻进了一条山沟，沟两旁出现了房屋，房屋很多是砖砌墙瓦房顶，看房子这里不太穷。车一进山沟风就小了，车子贴着房舍往前走二三百米，往右一拐，进了一座水泥地面的院子，这就是目的地。我们下了车，我又有些意外，这个门口挂着村委会牌子的砖平房实在漂亮，不但窗明几净，墙面贴花，且有一大溜十几间，难道区区两千元钱就捐给有着这么漂亮村委会房舍的村子？村委会门里涌出来七八个男女，都穿得体面，尽管有的衣裳不合体，但干净，其中一个大下巴、戴着赵本山式帽子的四十多岁汉子最热情，一一和我们握手。王乡长一介绍，才知道他是小学校长。他叫大家进屋，我们几个记者穿得少，又加上这大冬天不愿意在这山沟里泡着，就说：“不就是个仪式吗，快举行得了。”

王乡长和校长嘀咕几句，又跟金经理商量一下，抬脸对我们说：“那就直接上村小学。”

我们一行十几人，拖拖拉拉绕过房舍，串过几家门口屋后，爬上一个高坡，坡上出现一座土墙院子，还没看清房子，就听见上边传来鼓声和小号声，还有孩子们的“欢迎欢迎”呐喊声。走到坡上，才看清院子里是一排土房，院中心立着一根木头杆子，杆子曲曲弯弯的，杆子上头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南边校门口站着两排大小不一的学生，敲鼓的、吹号的、拍着掌喊欢迎的，个个冻得脸发青，手发红，缩着身子。我随着人群从学生中间走进校院时，悄悄问一个小学生：“你们等多长时间了？”

那个小学生说：“早晨八点就站在这儿等。”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快十一点了，这大冷的天他们站三个多小时了。我瞄一眼别人，金经理穿着军大衣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一副盖世英雄的姿势；王乡长向学生挥手微笑，好象他给学生们带来了财神；乡里村里干部点头哈腰地照顾着我们这些人谁先进院谁后走。只有我们这些记者情绪不高又没有秩序地朝院子里走。

老师在院子里列队欢迎我们，并被引进一个屋子，屋子摆着一圈桌子，桌子上放着香烟、瓜子、苹果和茶水，火炉子呼呼燃烧着，窗子上钉着塑料布，在风的猛吹下塑料布“呼达呼达”地响着，屋子很冷，我们这些住管暖气屋子的记者们，穿得衣裳太少，个个发抖，脸色紫红，乡、村干部再三让我们坐，我们也不坐，因为站着活动着点比坐着暖和。王乡长见我们都不坐，就跟金经理说：“咱们开始吧？”

王乡长和金经理往外走，我们跟出去。

前院是个空场，学生们列队站着，个个冻得脸又青又紫，很多学生都侧着身子迎着风，学生的前面摆着一排桌子和凳子，那是安排客人坐的，我怕安排我坐挨冻，就钻进一间敞着门的教室，教室里四个男女老师围着炉子烤火，见我进来都站起来让我坐，我缩着身子咝哈着，问几个老师：“金经理这此向你们学校捐钱干什么用？”

一个老师说：“帮助三个家庭困难的学生读书。”

我问三个学生怎么个困难法儿？一个老师说：“一个父母聋哑，一个父亲有病，还有一个母亲痴呆。”

捐助仪式完事，我们记者都张罗走，纷纷站起来。王乡长和小学校长堵住门口不让记者走，说是晌午了吃了饭，并且拿走了我的文件包和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我们说到家不过个八小时，下午还有事，他们不听，我们就瞅金经理，希望他说话，如果真请我们吃饭，金经理可以回市区找个饭店招待我们嘛，两千元都拿起了，几百元还拿不起吗！金经理说：“大冷的天走啥走，在这儿吃吧。”

我们都很意外，我看出同行们心里都闷地慌，学生们都买不起书，经住这一吃吗？我们吃完一拍打屁股走了，学校这笔钱从哪儿出？

等待吃饭的时候，我们围在铁炉子旁说闲话。饭菜迟迟端不上来，我要上厕所，我问清厕所在学校院外，就走了出去。学生们放学了，校院里非常冷清，风在不紧不慢地刮着，办公室门口站着校长和两个老师，他们正说什么，我走过他们身边时，听见校长焦急地说：“没有蘑菇不行，人家知道咱们这儿产蘑菇，快去学生家里找，啤酒到村小卖店赊……”

我走出学校大门口，看见坡下走上来两个妇女，前衣襟儿卷着，里面包着什么，手冻得紫红，两个女人说着话朝学校走来，风声中她们说话声很大：

“我家没别的好吃的，就这些花生豆全拿来了。”

“我这点蒜苗是孩子生的，他还说卖了买本儿呢，我跟他说……”

一共摆了三桌，我望着几个默默不语往屋端菜的女教师，还有坐在桌子旁不吃不喝只是腼腆地微笑的学生父母，心里不是滋味。

吃饭的时候，捐款的经理一再要求报道时把他们商店的地址和电话写清楚，我明白他的用意，我回到报社没有报道这件事，却写成一篇小说，寄往一家熟悉的文学杂志，杂志编辑说这种事没有代表性，也就是文学上说的没有典型性，没有发表。我想，可能只是我遇到这么一件事，也就没往别的杂志社寄。现在我才知道，这样的事在别处也发生过，且以后还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