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每个第一次都会留下永久的记忆。

我写第一篇新闻稿时是1975年，正念高中，寒假回到家里。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公社宝家店大队，坐落在群山里，因为偏僻，也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看电影的条件也没有，唯一能知道外边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也就是有线广播，它一天早中晚响三次。山村的生活非常寂寞。

喇叭的播放由公社广播站说了算，它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旗广播站的节目外，也自办新闻节目，因为几乎没人写稿，它所播的稿件大多是农业技术、养猪养鸡常识之类资料，偶尔播一篇新闻稿，也是公社干部写的。

当时村里的宣传队在全公社搞的比较好，村里一帮青年男女天天晚上到村会议室操练节目给村民们演，或到大街上扭秧歌。冬闲人心浮躁，农民又有爱看热闹的特性，有这样一群大姑娘小伙子闹腾着，自然受乡亲们欢迎。

我也也出去看文艺表演，也到街上看秧歌，看完了不像别人那样没事了，我总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

在我找不到事干时，喜欢看书，除了看学的课本，还找别的书看。我家里没什么别的书，仅有的几本掉皮撕页杂志中有一本《中国青年》杂志，上面有一篇胡耀邦的文章，好像是在一次什么会议上的讲话，那本杂志是六十年代初的，所以胡耀邦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他文章里说的意思我记住了，是说农村党组织要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占领农村阵地。结合这篇文章再看看我们村里的事情，想到公社广播站无稿可播的情况，我就想给公社广播站写了一篇稿子。因为不懂文章的体裁，更不懂文章怎么写，加上看到的是简单现象，不知道该去村上采访，就夹叙夹议，实际上胡乱拼凑了一篇文章。里面有我看到的现象，大部分是抄那篇文章的理论，拟了个挺长的题目，用白纸抄好，落日前，走了四里多地，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广播站。

送去前两天我还注意听广播，没听到播我那篇稿子。公社广播站是第四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农村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学生身份、学校、姓名都说的清清楚楚。不过那篇稿子作了很大改动，议论基本删掉，加了许多事实，显然公社广播站的人播出前到村里进行了采访，对稿子进行了加工。

为了享受这一辉煌，当天晚上我邀了一位同村好友，坐在他家炕上，细心听了公社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这篇稿子。

这件事是不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因，我不敢说，但和这件事有关系，那是不容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