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愫是我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位老师,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给她看的。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因为高中初中毕业生都上山下乡，我回到了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乡宝家店村劳动。业余时间读了浩然的短篇小说集《春歌集》，爱上了文学创作。
我写出的小说寄到文艺刊物上石沉大海，就想找个明白人看看，周围没人懂小说，给村里人看，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听人说旗文化馆有专门指导业余文学创作的人，我就拿着小说跑了十几里乡间土路，到旗文化馆打听谁管文学创作，接待我的是李秉愫老师，她三十左右岁，一口山东话，说话速度非常快，十分热情，她说话的口音和热情都是我事先没料到的。
我的稿子是写在白纸上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稿子要用稿纸抄，再一个我也买不起近似昂贵的稿纸。她看完我写的小说，讲了小说的优点和缺点，告诉我小说怎么写，还举了别的小说的例子，说明好在哪里。临了她还嘱咐我，写过的小说不管发表没发表，都要留着，将来看看，这件事让我受益终身，听了她的话，我才把我写过的小说都保存下来，我没发表过的作品后来拿出来看，很幼稚。
因为李秉愫老师的鼓励，我才得以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那时候社会环境还不像改革开放后这样宽松，有些人对业余时间干点什么的人有看法，有时还传出某某某不好好工作成天鼓捣什么的议论，并以这种议论或杜撰的事情做为乐事，想做点什么事的人都有压力，由于李秉愫老师的缘故，我的心情舒畅多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她，我就会很愉快。
我时常拿新写出的小说跑十几里路给李秉愫老师看，她总是很热情指教，给予鼓励，没有厌烦的时候，那些年她在我心中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追求美好未来的路。
1977年我在赤峰师范学校念书时，仍然没有扔掉业余文学创作，那时李秉愫老师已经调到赤峰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假日我偶尔拿着新写的小说找她看。我只因为在创作上只认她，是她的热情、坦诚感动着我，我除了听她说小说创作，也是从她那里得到精神鼓励。
由于我的天分不够，加上客观原因，到1980年我在天山一中教学时，才在《天津日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高兴之余，首先想到的是给李秉愫老师寄一张报纸。
如今李秉愫老师已经去世。
戴云卿
1978年我在赤峰师范学校念书，一个星期日，我拿着刚写出来的小说到市电台找当编辑的李秉愫老师看，她看完小说，提了点意见，她说，我太忙，对小说也不是太懂，我给你推荐个人，你找他看看，她说这个人也是阿鲁科尔沁旗人，是我们的老乡，叫戴云卿，她给我写了戴老师家的地址。
我听说过戴老师，他和别人刚刚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战马长啸》，是阿旗作者第一个出版长篇小说的人，因为这本书，他从阿旗调到了刚刚筹备的盟文联。我按照李老师给我写的地址，找到了戴老师的家。
戴老师非常热情地给我讲了许多小说的知识，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了当时正上映的电影《青松岭》的一个细节：女主人公跟着老车把式学甩鞭子，从梨树上抽下来一个梨，女主人公用衣裳袖子抹一下，狠狠地咬一口，用以表现女主人公的泼辣性格，从那以后，我知道细节在小说中的重要性。
后来我多次到市文联找戴老师看刚写出来的小说。在我要毕业时，盟文联要出一本内部刊物，向社会征集文学作品，我写了一篇小说《嫂子》，送给了戴老师，过了几天，他托人给我带话，说那篇小说留用了。
我很高兴，那几天我的心情特别愉快，盼望刊物早点出版。又过了一些日子，我要毕业了，去戴老师那里，他告诉我，因为要用的稿子太多，又只出这么一本刊物，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我的那篇小说恐怕难以刊发，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凉了。
那本刊物出来后，果然没有我那篇小说，我很失望，同时也鼓起了我对成功的渴望，我终究看到了成功的影子。
我毕业在汽车站要上车时回到阿旗时，让我意外得是戴老师来送我了，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跟阿旗来盟文联开会的宣传部一个副部长说了，分配时把我留在旗文化馆工作。虽然我最终没能留在旗文化馆工作，但戴老师对我的关怀还是给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动力。
我被分配在乡村中学当老师，有一阵子心情非常不好，觉得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不会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就给戴老师写了一封信，戴老师给我回信，鼓励我第一要教好学，然后才是写好文学作品。
我按照他说的做，当年因为我的教学成绩在全旗名列前茅，被调到旗中学天山一中教学。在旗中学，我教学之余，没有终断业余创作，也没有和戴老师断了联系，1980年我把一篇小说《万大叔》寄给了戴老师，很快在盟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百柳》上发表，那是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王道生
1980年我在天山一中教学时，向《天津日报》投寄过小说，其中一篇编辑部都打出了清样，把清样寄给了我，但最终没有发表，不知道为什么。
年末的一天，我坐在办公室备课，送报纸的收发员进来送当天的报纸，递给我一封信，是《天津日报》寄来的，我以为是退稿，打开一看，是一张报纸的清样，我心跳起来，果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写的小说。
我没有在老师们面前声张，而是悄悄地回到宿舍，细细地把小说看一遍，拿着报纸高兴地跳了两个高儿。那是我在省级报纸上第一次发表小说，编辑我这篇小说的编辑叫王道生。我试着又给他寄了一篇小说，很快又发表了，王道生老师还给我写来一封信，讲解报纸需要什么样的稿子。
从那儿以后，我陆续给他寄过六七篇小说，他都编发在《天津日报》农村版上，每次他都给我寄样报，写信鼓励我，我和他书信往来好几年，我每次见到天津日报来的信，都有一种亲切感，我知道一定是王首生老师寄来的，大多是给我寄来了样报，有了这种作品时常发表的机会，有这么一位老师关注着我，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每次收到样报心情特别好。
1985年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研究班读书时，暑假陪妻子到天津治病，抽空我到《天津日报》看望王道生老师，他三十多岁，很英俊的男子，他已经不再分管文艺版了，他把我介绍给接他手的编辑穆秀玲，然后带着我到天津最大的书店看书，听说我在天津吃不习惯饭食，把我领到一家饭店吃了饭。
后来,因为他不再分管文艺版，我们的来往渐渐少了，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听说他前两年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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