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老师走好。

    很久很久以前，还是我刚刚做记者的时候，我采访了史铁生。

    那时他已经是著名的大作家，而我是一个刚刚从事这个行业没几天的记者，而且，他是我选择的第一个进行采访的对象。

    关于这次采访，后来我很矛盾，采访之后，我觉得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我仰视他，所以我无法从容地与他对话。但后来我又觉得选择的是正确的，因为仅仅是第一次采访，就让我完成了一个飞跃，以后的任何采访都非常从容。

    那时史铁生家在雍和宫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我是从在出版社做编辑的同学那里找到的地址。第一次去的时候，记得门上贴着一个条子，大意是史铁生身体不好，需要休息，请不要在午休时打扰。于是我没有敲门就离开了。第二次我是在傍晚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正要吃饭的时间，我想这时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和休息。开门的是他的父亲，我说明了采访的来意，那时候我的杂志还知名度非常高，他的父亲把我领进了小屋，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

    我们的杂志正在做一个关于人生奋斗的专题，所以我报上的采访史铁生的选题马上就得到了主任的批准。但是当我把这个采访意图向史铁生说明之后，他一点不客气地否定了。他说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一个残疾人，难道我就不能做点什么了吗？我写了点小说，就是奋斗的典型了吗？不会吧。如果你不谈这个话题，那么我还愿意接受你的采访。

    我那时，哪敢与史铁生这样的大作家多嘴，但我想只要能接受采访，到时我把话题引过去不就行了吗。于是我唯唯诺诺，约好了下周的一个下午正式访谈。

    那天，我带上了录音机，当然也想好了几个可以让他谈谈如何与命运抗争的话题。一进门，看到屋里坐着另一个人，椅子旁放着一双拐。史铁生介绍说，我请了一个朋友，也是残疾人，他叫马德生。马德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画家。我们按约定开始了采访，我把录音机打开，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也是很落俗套的问题：请你谈谈你这几年是如何走过来的。史铁生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说好了不谈我的事，我请这个朋友来，就是要一起谈谈残疾人生活的事。史铁生的话让我很尴尬，因为我准备的问题都被噎了回去，而我这次是第一次采访，毫无经验，心中慌乱起来。尽管我用力平静着自己，寻找可以交谈下去的话题，但我们的对话还是经常中断，常常是史铁生讲完一段话之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接上他的话题。而那时，屋子里安静级了，只有录音机咝咝的转带声，这声音更加衬托了屋里的安静，而我感到的是无比尴尬。在这种空白里，我相信史铁生一定看到了我那种洋想，但他一直微笑着，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那次采访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好不容易完成的，史铁生谈的都是残疾人生活如何不被重视，残疾人需要真正的关怀。史铁生说夏天我们坐在轮椅上，只能在马路上走，没有树荫，口渴得很，想买根冰棍吃，可是我们上不了马路牙子，没法去买！要是真关心残疾人，哪怕先修个斜坡呢。

    走出史铁生家，我觉得身上凉丝丝的，那是刚才出的汗，现在才发觉。

    后来我就用这句话做了标题，写了一篇采访记《史铁生：先修个斜坡吧》。当然我对写文章的能力还是很自信的，尽管采访的磕磕绊绊，但还是很有内容的。后来杂志出来后，我特意送去给他看，当然我心里很是不安，史铁生表示很好，说这就是我需要的。我的心一下子落在了肚子里。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有另一段故事，与马德生有关，以后再讲。

    那次采访之后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真正的大作家，是不会吹自己的，史铁生这样淡定从容的人才是真正的作家。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残疾而才仰视他，他的高大与残疾无关。第二个感受是，不要把你的采访对像当成偶像，当你采访他的时候，你与他是平等的，这样才是对他的尊敬。史铁生用人格告诉了我这一切。

    当然我还有一个决定，那就是从此再也不用录音机采访了，在采访之前，做好充足准备，采访时全神记录，这样可以给被采访者思考的时间，同时自己在记录的时候也会找到新的话题。和采访者进行对话，才是最好的采访。

    感谢史铁生，他的作品带给我们温暖。那次采访之后，我与史铁生没有来往，我们不是朋友，但我对他的尊敬保持在心里。不久前我还买了他的作品《我的丁一之旅》，但还没读，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也没有能安下心来读一读这样的作品，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感到这是对他的不敬。

    一个作家去世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时代作家太多了。但史铁生不一样，他是一个有着人格尊严的人，他坐在轮椅上，没有多少人能看到他，但比起那些到处招摇的所谓作家们，他却更高大，更有形象。

    他留下那么多好的作品，他不会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