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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中的少年

李秋沅

在梦中，他依旧是初见模样，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卷着袖子，眼眸清亮。流年似水，可他是永远的少年。

如今我已老了，白发稀疏地搭在额上，我的眼前，似乎总有一层白雾蒙着。

我嫉妒他呢，他已走出了时光，永远不老。我曾陷入沉思，倘若他还在世上，会是什么样子呢？他那曾经清亮的双眸，是否也混浊如我的呢？

梦中的他，害羞地请求我，将他的童子军帽拿出来，再让他戴戴。

“让我再戴一次吧。”

他光着脚板，灰色的泥灰嵌在趾缝间、嵌在脚背皮肤的纹理间。他的脚趾在我的目光下局促不安地抠了抠门外的青石板缝。他就站在门口，为什么不进来？是担心脚底的泥灰弄脏园子么？园里书房里，还有我为他留着的书，他怎么不进来呢？

我在思索中醒来，室内一片亮堂，是那种被蒙上一层白雾的亮堂。我揉了揉眼睛。棕色的床头柜，四扇门厚重的大衣柜，在天光中静默地醒来，它们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远比我现在所看到的清晰。

一同醒过来的，是记忆中他的那顶童子军帽。我曾为他保留了很长时间，一直等他回来取。那失去主人的帽子旧了，黄绿色慢慢地在时光中失去了光鲜。几十年后我不得已将它扔了。扔时，我的心狠狠疼了一下，仿佛他在我心中又死了一回般。

当初我花了一块两毛钱买了他的童子军帽。一块两毛钱呢，够买十斤大米了。其实那顶帽子已经很旧了，根本不值这个价。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况且，他是以那样羞怯的眼神看着我，拿出他的帽子。

那是他唯一能卖的东西了。

他也曾是木棉岛上英华中学的学生，比我长一年级。他的父亲是泥水匠，母亲是卖荷仁豆的，而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帮母亲卖豆了。在认识他前，我先记住了他的叫卖声。清晨时分，一声声“卖荷仁豆、荷仁豆......”的叫卖声不屈不挠地侵入我那半梦半醒的意识中，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慢慢、慢慢地淡去，而我也重新陷入深深浅浅的梦境之中。他的声音，起初是稚嫩的，怯怯地浮在昼夜交汇时分的静谧中，一年年过去，他的声音一层层被时光磨厚实了。我从未见过他卖荷仁豆的样子，但他的声音却在不知不觉中嵌入我的生命中，在时光深处倔强地闪耀着。

认识他，源于“易水文学社”。我进英华中学，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华中学学生自发组织了“易水文学社”，创办校刊。那天，才上初中一年级的我，被教国文的二叔领着走进“易水文学社”。在那儿，我见到了常在校刊上写激昂文章的学长们。白石、司空小月、西流、南宋……二叔一一向我介绍。

“这位是，跃渊。”

我看见穿着旧蓝布衣，卷着袖子的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笑容拘谨而羞涩。

原来他就是跃渊啊，我喜欢他的章，文风硬朗，很有股英雄侠气。

我坐在角落里，听他们慷慨激昂地讨论抗日救亡。他的话不多，却极有见地。而他的嗓音也很特别，似曾相识。

“奇怪，他的声音很耳熟，我在哪里见过他么？”我悄声问身旁的二叔。

“耳熟吧，”二叔笑了，“他是一大早卖荷仁豆的......。”

他，跃渊是他？那个用叫卖声闯进我梦境的少年？纸上的跃渊、卖荷仁豆的声音、和面前清瘦腼腆的他，重合了。三者融合的过程有点怪异，起初不太和谐，渐渐地那些突兀处被磨平了，服服帖帖地将一个立体而清晰的跃渊呈现出来。

父亲从不反对我带同学到家里看书。家里藏书很多，父亲的书房，四面墙都是书架，齐齐整整地摆满书。文学社的学长们几乎个个都喜欢周末来看书，他也跟着大家来了，总是最后一个走，就坐在木地板上，一下午默默地看书，一动不动地，直到天色昏黑。

我在书房，陪着他。我们都喜欢读武侠，都喜欢读《东方》、《语丝》 。我与他的友情，在安静而惬意的读书时光中点点加深。我将他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父亲也很欣赏。当父亲得知他就是起早卖荷仁豆的少年后，对他更是怜惜，“跃渊有天份，又如此懂事用功，会成大器的。”

假设，海门没有沦陷，而他父亲没死，也许，他真会像父亲所预言的，成大材成大器。但，假设毕竟只是假设。

1938年，日本人占了海门，物价涨得天高，与海门一海相隔的木棉岛成了孤岛，物资紧缺，大家都缩衣节食地熬着。他那原本贫寒的家一下子陷入困顿。雪上加霜的是，他父亲突然染病去世了。那年，他辍学了，卖荷仁豆不足以维持生计，他随堂兄当泥水匠去了。

在他辍学后的某日清晨，我早早醒来，有些许青色天光，透过百页窗的缝隙，泻入我的床前，惊扰着屋内的昏黑。我在这一片昼与夜的混沌中等待着，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却的的确确地，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青色的天光渐渐亮起，屋里的一切，也从混沌中醒了过来。我突然意识到，我在等待着他的叫卖声。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时光的流逝。有他声音的这一页时光已然翻页，悄然逝去。一如那许许多多，在不知不觉中逝去的时光，谁能弄得清楚现在与过往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难以言状的惆怅中，我走出了无忧的童年。

跃渊辍学后很长时间没再来我家了。再见他时，他光着脚板，一副泥水小工模样。他犹豫着开口问：“能借我几本书看么？”

“当然！”我欢喜地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进门。可他轻轻拿开了我的手，“我的脚很脏，不进去了。我在这等你吧。”

“嗯！”

我飞快地上楼进了书房，将我正在读的《福尔摩斯》揣在怀里，下了楼，递给他。他笑了，太阳点点落在他的笑颜上，暖了我的心。

每隔一段时间，他便过来还书，再借书。他不再是个读书的学生了，生活的重负写在他疲倦的脸上。他风尘仆仆地赶来借书还书，风尘仆仆地追逐着与旧日读书时光相连的脚步，但往日时光却毫不留情地将他越抛越远。

我总把自己觉得好的书和杂志为他留着。每次，他总是匆匆而来，踏着暮色，站在门口，等着我从楼上拿书下来。他在接过书的那一刹那，总习惯性地先把双手在衣服上蹭干净，对着我，赧然一笑。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一年前的他。

他从未间断找我借书，可有一阵子，接连几个月不见他踪影。他出了什么事么？我为他担心起来。隔了半年时间，他来了。见了我，他满面羞愧地拿出几角钱。

“妈妈把你借我的书卖了……”他窘得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我先还你这些......过段再攒点。”他将钱递给我。

“你这是做什么。”我推开他的手。

“妈妈......把书卖了，我不在家。她不知道是我借的书......”我借他的是四册《语丝》，我明白，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母亲也不至于连书都不放过，全拿出去卖了换钱。

我不收他的钱，他着急了。

“一定......一定得赔的……”他说不出更多的话，眼泪也跟着下来了，拿袖子抹眼睛，越抹泪越多，他背过身去。

“我收，我收！”我接过钱，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泓朴兄弟，我......做梦都想回学校里读书。可......。我知道回不去了。”他哽咽着，“父亲咽气前，我答应他了，要替他好好照顾母亲。我不能再让母亲为我受委屈了，我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养活母亲......你知道么，晚上难过睡不着时，我就在心底唱我们的校歌、唱抗日救亡歌......”

“嗯。”我的眼睛也湿了。

他长吸口气，止住泪。我们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远处夕阳的余晖将云霞染成绚丽的锦缎，再看着霞光一点点淡去，周围的一切，坠入昼与夜交汇时的懵懂迷惘中......夜风起了，跃渊起身向我告辞。

“嘿，等下，书拿去。”我拿起门槛边上，早为他准备好的书。

“不拿了。借回去，怕又被卖了。”他叹了口气。

“没关系，拿去！”

他想了想，犹豫着轻声说：“我不借了，以后，我还上你家的书房看书吧。”

“当然可以！”我紧紧握住他的手。

他抬眼向园中二楼，有着白色百叶窗的书房瞥了一眼，吸了吸鼻子，低头走了。我看着他走下石阶，走向暮色中冷清的小道，背影渐渐成一个黑色的点，消逝在远方。

我等着他。一读到喜欢的书，我就将它们抽出，放在书柜的最下层，等他过来。可他一直没来。木棉岛和海门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他曾和我说过，活计难找，他和堂兄在海门找不到活干，就得去更远的地方找。

他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带来了他那顶旧童子军帽。看得出他很爱惜这帽子，比起我的童子军帽，它的模样光鲜多了。

 “妈妈病了......”他很窘，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他没提看书的事,却问我要不要买他的帽子。我知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绝对不会找我卖帽子的。也许，这帽子是他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件纪念物了。我对他说，这帽子我替他保管了。钱算借给他的，以后他再还我。他的眼眶立刻红了。

我请他进屋喝点茶水，他摇了摇头，鞠了个躬道谢，拿着钱就要走，刚转身，又回头，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低下头，羞愧地说：“实在找不到活干......现在我和舅舅都在替日本人修机场。”他搓着手，痛苦地蹙着眉头。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日本人正在海门近郊建机场，招了一大批中国人做苦工。

“但是，我记得我是中国人。一有机会，我就向工友们宣传抗日。我们大家虽然干的是日本人的活，但是心里是恨他们的。”
    “我知道。”我向他伸出手。

“我加入抗日组织了......。”

“是么？小心点！”

“我很犹豫呢，我想做一件事，又放不下母亲......”

“做什么事？”

他不再言语，将我的手握住，狠狠紧握了下。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如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帮我把母亲送回唐山我大舅家，好么？”

他快速地写下地址给我。

“嘿，你说什么呢。”

他抹了下眼睛，转身，离开。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再之后，海门出了一件大事，修建日本机场的中国工人们，杀死了一个机场的日本监工。事发后，8个中国工人失踪出逃了，被捉回来几个，在押回木棉岛的途中，其中一个跳了海，失踪了，不知生死。有十几个人受到牵连，或受重刑，或被斩首。

跃渊就是那个跳了海的失踪者。他出事后，我和二叔找到他家，见了他母亲，想将她送回唐山。我们没敢告诉她实情，只说，跃渊要找活干，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她正拖着病体，在家里煮荷仁豆，一言不发地等我们说完，在竹椅上坐下。

“不，我等他，他会回来的。我等。”她咳着，深深喘着，面无表情地看着灶膛里跃动的火苗，坐成了一尊泥人。

我和叔叔的眼眶都潮了，放下钱，离开。

他的母亲，没等到他回来，半年后就去世了。她的丧事，是二叔、父亲和英华中学的几位老师一起资助料理的。

第二年，木棉岛也被日本人占了。木棉岛上有秘密的民间“血魂团”抗日组织。日本人一逮到血魂团的人，不是砍头就是腰斩。但血魂团的成员却如雨后春笋般，一拨拨地，杀也杀不尽。每一次日本人贴出砍杀血魂团成员公告时，我便揪着一颗心看，既担心那上面有跃渊的名字，又担心找不到他。

他难道就如此决绝地，永远走出我们的世界？让终结的符号，成一个谜？

家里，书房书架的最底一层，依旧摆着我为他留的书，而他却再也走不进园来。失踪那年，他十七岁......。

抗战胜利后，我一直四处打听跃渊的消息。没打听到他的下落，却在无意中发现，血魂团是完全自发的民间组织，当年参加血魂团的人，都是在国难当头铤身而出的热血中国人。而像跃渊一样，为抗日而献身的热血青年到底有多少人，谁也没有确切的名单。

我保留着他那顶童子军帽。1966年，我不得已将帽子扔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梦了。梦见他站在园门外，赧然一笑，对我说：“那帽子，让我再戴一次吧。”

我说，帽子没了，我把它弄丟了。

我看见梦中的他淡然一笑，倏地消失，仿佛从未在这世间存在过一般。而远方,夕阳正西下，天边的霞光，在太阳燃尽热情前的绚烂中，美得让人泪下……

 

 

又：这是我听黄猷先生（原福建省侨办副主任、社科院副院长）说的一个故事。跃渊确有其人，辍学当小工，为日本人修机场，后来杀了日本监工而逃亡，不之所踪。跃渊借书、母亲卖书、跃渊卖童子军帽，都是黄老提供的宝贵素材，其余情节，是我的虚构。

当初黄老说：我们的少年时代，过得比你们痛苦。国恨家仇给我们的少年时代，染上沉重的色彩，但痛苦也让我们更成熟、更有责任感，也更有大志向。

（2011年清明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