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精神上的太阳”

比起从艺术、理想、道德、宗教等诸多层面极力贬损莎士比亚的托尔斯泰，德国大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可是一点都不吝惜溢美之词，他在写于1838年的《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Shakespeare’s Girls and Women”）一文中，把莎士比亚誉为“精神上的太阳，这个太阳以最绚丽的光彩、以大慈大悲的光辉普照着那片国土。那里的一切都使我们记起莎士比亚，在我们眼里，即使最平凡的事物也因此显得容光焕发。”

德国人对莎士比亚真可谓钟爱有加，哲学家、诗人，同歌德、席勒和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译成德语的维兰德（Martin Wieland, 1733-1813）一起，并称魏玛古典主义四大奠基人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在其1771年所写《莎士比亚》一文中如此赞叹：“假如有一个人让我在心里浮现出如此庄严的画面：‘他高高地坐在一块岩石的顶端！脚下风暴雷雨交加，大海在咆哮，而他的头部却被明朗的天光照耀！’莎士比亚正是这样！——不过，当然还要补充一点：在他那岩石宝座的最下面，一大群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判他有罪，替他辩护，崇拜他，污蔑他，翻译他，诽谤他，可他，对他们的话，却连一丁点儿也听不见！”很显然，这话对莎士比亚的后生晚辈——托尔斯泰，丝毫不起作用！

说到《奥赛罗》，赫尔德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摩尔人奥赛罗的悲剧》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又是多么完整的一个整体！是这个高尚的不幸者激情产生、进展、爆发直至悲惨终局的活生生的历史！是多少个零件汇总成这样一个机关呀！伊阿古这个人形魔鬼是怎样看世界，又怎样玩弄了他周围的人们呐！在剧中，卡西奥和罗德里格、奥赛罗和苔丝狄梦娜这些人物，被他那地狱之火的火绒点燃，势必都要站在他的周围，每个人都被他握在手里，他要让这一切都奔向悲惨的结局。假如上帝真有那么一位天使，能把人的各种激情加以衡量，能把各种心灵、性格分类，且加以组合，并给它们提供种种机会，让它们幻想在这种种的机会当中都能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而他却通过它们的这种幻觉，像通过命运的锁链似的，把它们全引到他的意图上去——那么，这位天使便是在这里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设计、构思、制图和指挥。” 

德国作家、也是德国早期浪漫派重要理论家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67-1845），在《作为北方诗人的莎士比亚》一文中，把莎士比亚誉为“北方的诗人”，他指出：“正是这个诗人，他无可比拟地把人的心底隐秘和盘托出，震动了我们的心灵，他那明晰的理智又掌握了全部奇异复杂的人生。”

比维兰德和施莱格尔都更年轻的莎士比亚的晚辈同胞，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著名散文家、评论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在写于1817年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Characters of Shakespear’s Plays中论及《奥赛罗》时由衷赞叹：“摩尔人奥赛罗、温柔的苔丝狄梦娜、恶棍伊阿古、好脾气的卡西奥、愚蠢透顶的罗德里格，这些各式各样、呼之欲出的人物，像一幅画中身着不同服装的人物一样，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人们心目中，他们都独具特色，即便当我们不去想他们的行动或情感时，他们也总浮现在脑海。这些人物和形象，是那么的相差云壤，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奥赛罗和伊阿古，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对比是多么鲜明啊！……莎士比亚在两个人物性格最不同的隠微之处下功夫，煞费苦心，用尽巧妙，似乎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自己的意图。另一方面，他并不想让苔丝狄蒙娜和艾米丽亚形成很强烈的相互对立。表面来看，她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她俩的不同跟一般妇女在等级和地位上的差别没什么两样。然而，其思想感情上的差别，却明显地表现出来。种种迹象都显示出，她们的头脑跟她们丈夫的肤色之不同一样明显，不会被误认。……在《奥赛罗》中，……主要兴趣的引起是靠不同情感的替换上升，即从最亲密的爱情和最无限的信任，到猜忌的折磨和疯狂的仇恨这一彻底的、始料未及的转变。奥赛罗的思想一旦被复仇心占据，便一心只想复仇，而且，每拖延一刻，复仇心就变得更加激烈。这位摩尔人天性高贵、轻信、温和、大方；热血也最容易燃烧起来；一旦感觉受了委屈，除非受尽暴怒、绝望的摆布，决不会出于悔恨或怜悯的考虑善罢甘休。莎士比亚正是在以下这些方面，表现出他那能够左右人心的天才和力量：使奥赛罗的高贵天性通过迅速却是逐渐的过渡，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让感情从最微小的开头，越过一切障碍爬升到巅峰；描绘爱与恨、猜忌与悔恨之间此消彼长的冲突；展示我们天性的力量和弱点；把思想的崇高跟不幸至极的痛苦结合起来；将激活我们躯体的种种冲动跃动起来；最后，再把它们混合成那深沉而持续的高尚的情感浪潮。……《奥赛罗》第三幕是他最精彩的表现，……从表面上，我们不仅可以察觉奥赛罗头脑中的感情烦乱如何从灵魂最深处涌起，还可以察觉到他由于想像的冲动或伊阿古的暗示而引起的每一点最细微的感情起伏。……他在自杀前所说的告别辞，也就是他向元老院说明杀妻理由的那段话，跟他第一次向元老院陈述他求婚全部经过的那段谈话相比，一点儿不逊色。只有这样一个结尾，才配得上这样一个开篇。”

这样一个结尾与开篇的绝配，当然源自莎士比亚神奇的巧妙安排和刻意的艺术处理，他分明要由此来表现奥赛罗身上那种特定的敢爱敢死的高贵人性。事实上，在整部剧中，奥赛罗的所有独白，也只是这两段是最发自内心、最自然动情的。但显然两者迥然不同，前者无疑是奥赛罗向元老院发出的与苔丝狄蒙娜彼此相爱的庄重誓言，后者则是他在亲手掐死爱人之后自杀前悔恨交加、痛彻心扉的真诚忏悔。

由此，法国18世纪文学理论家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 1766-1817）在发表于1799年的著名论著《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即《论文学》）中，论及莎士比亚的悲剧时说：“《奥赛罗》一剧中的爱情描绘，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这个作品中的爱情又是多么崇高！多么有力啊！莎士比亚多么善于抓住构成两性之间的联系的勇敢和软弱啊！奥赛罗在威尼斯元老院中抗辩说，为了吸引苔丝狄蒙娜，他所使用过的唯一办法，只不过是向她叙述他曾遭遇过的危险。他所说的这番话在女人看来是多么真实啊！因为她们知道阿谀奉承并不是男人获得女人爱情最有效的办法。男人对其所选中的羞怯的对象所给予的保护，及其那种在弱者的生活中能得到反应的光荣事迹，这本身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魅力。”

斯达尔夫人对莎士比亚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她赞叹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对一位作家像英国人对莎士比亚那样怀有最深沉的热情。”“莎士比亚是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在他以后，只有英国、德国的几个作家可以和他媲美；他把痛苦写得那样严酷，如果自然对此不予认领的话，那么这几乎可以说就是莎士比亚的创造了。”“他使人感受到正当精力充沛然而却得知自己即将死亡时那种可怕的不寒而栗的感觉。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不论儿童还是老人，也不论罪恶的家伙还是贤德之人，都有一死，他们把人临死时的种种自然状态都表现了出来。”（连载之六，未完待续。）

【原载《文学》（2015春夏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