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缺少真正有写作才华的作家

    文学有很残酷的一面，它是大浪淘沙的，比如，在三五十年以后，我们回头看今天的文学星空，有没有、能不能留下几颗闪亮的星辰？我想，无论怎么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至少已经是一颗这样的星辰。

                                                                             ——傅光明

     【笔按：11月17日，应邀作客宁波鄞州区图书馆“明州大讲堂”，做题为《萧乾：二次大战中驰骋西欧、实录风云的中国战地记者》演讲。后有《宁波晚报》“三江人物访谈”记者陈晓旻女士采访。遂请她发邮件提问。因篇幅所限，部分访谈见昨日（12月2日）《宁波晚报》。此为全文。】

记者：这次我们讲座的主题是《萧乾：二次大战中驰骋西欧、实录风云的中国战地记者》，战地记者的经历总是令人好奇，尤其在那个年代。当时的萧乾怎么会有机会去海外做战地记者的呢？

    答：1939年年初，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接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一份教聘，请他去当老师，教中文。但待遇很差，一年才250镑。萧乾没当回事，可是他跟同事说了有这么件事。同事有意无意的时候，跟老板胡霖说了，胡霖心里也有了这么件事。所以等到了1939年7月，胡霖就找萧乾，跟他讲，以我的判断，欧洲要有大的战事发生，你就作为《大公报》派到欧洲去的一个棋子，你不是有过一次邀请吗？你拒绝了。答应下来，你去，钱少，多的钱我们出，你多写点东西，将来用稿费还给报社就成了。

      萧乾作为二战风云记者的人生机遇，就这么来了。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为什么胡霖要找他？因为他有这邀请，更因为他英语好。而胡霖是一个什么人，他可以有这样的判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成功，因素是复合和多元的。胡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驻欧洲的极少数战地记者之一，他对于世界历史以及欧洲的战事，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他有自己的认识分析和判断。而到了1939年8月的时候，他对欧洲战局的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预估，当然他是根据当时世界的局势来判断，即希特勒德国已经蠢蠢欲动，要对波兰下手了。它一旦侵略波兰，英法就会参战，欧洲就会陷入大战，所以他希望报社能先有一颗棋子摆到那儿去。因此，1939年8月31号，正值欧洲战云笼罩，萧乾乘上了一艘邮轮，启程赴欧洲。第二天，9月1号，德国空军轰炸波兰，德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继而对德宣战，基本上二次大战就算爆发了。也就是说，萧乾是在二次大战爆发的头一天出发去的欧洲。这个时候，很多订了去欧洲船票的人，都把票退掉了。理由很简单，要打仗了。但萧乾去了，那是有生命危险的！今天回眸来看，那正是他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实录风云的华彩乐章的起点。

     他到了英国以后，在东方学院教中文，德国的战事还没有烧到英伦三岛。但是很快，第二年，1940年，希特勒制定了攻占英伦三岛的计划，开始日以继夜地轰炸伦敦，轰炸英国，轰炸英伦三岛。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伦敦上空的鹰》，有看过的吗？一部挺老的电影。演的就是希特勒空军轰炸伦敦，英国皇家空军升空应敌，英勇抗击纳粹。那天希特勒把它定为鹰日，而英国空军便是伦敦上空的鹰。这发生在1940年9月，此时萧乾就在伦敦，他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了德国空军的轰炸，及轰炸所造成的伦敦的种种惨象和灾难。同时他看到了灾难背后这个民族的性格、精神。而由这样的性格和精神，萧乾就已经做出判断：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们国内，中国的军民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萧乾是想把自己所写的战时的英伦同国内抗战的军民做一个对比，也想用英国人的这样一种性情，比如说沉着、镇定、从容、自信甚至幽默，来鼓励国内奋勇抗战的中国军民。

      如果大家有兴趣，至少有三篇萧乾写1940年德国轰炸伦敦时候情况的特写，不容错过，一定要看，我把它命名为萧乾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

    1942年，他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当研究生，踏踏实实地研究意识流文学，研究詹姆斯·乔伊斯。读了一年多的书，人生的机遇或者说转折又来了，1943年下半年，中国访英代表团到了伦敦，副团长是胡霖。这个时候，胡霖又以他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判断、预感到——其实不是他个人预感，那时很多有战略头脑的人都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预感——因为欧洲的战局在发生变化，盟军大反攻是迟早的事。胡霖找到萧乾，跟自己的部下说，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我劝你把这个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扔一边去，别拿学位了，你去当战地记者吧。盟军快要反攻了。人生的选择，两条路，如果不当战地记者，萧乾就会继续在剑桥研究意识流文学，将来可能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教授和学者，而我们就会遗憾地失去一位杰出的记者。

      但萧乾把那个很多人都可以做的教授给放弃了，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甚至是生命危险的路，当战地记者。萧乾这个实录风云的整个过程，包括了很多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写“伦敦特写三部曲”那个阶段，战时的伦敦。第二个阶段是随着盟军刚刚登陆欧洲大陆之后的战后巴黎。然后又去纽约采访联合国大会，再从纽约回到欧洲，待二战结束，又随美军深入南德，采访瓦砾当中的战后德国，然后再采访英国的大选。萧乾整个的二战记者生涯分成这么几个层面或者说段落或者说部分。

     记者：萧乾一直生活在中国，他的英语怎么会那么好？其中也有生动的人生故事吧？

   答：萧乾有位四堂兄娶了个美国女孩，她便是萧乾的四堂嫂。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美国女孩肯嫁给一个中国人，家庭等等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巨大，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这个叫安娜的女孩为了嫁给萧乾的四堂兄，跟家里断绝了来往，进入了萧家，过上了纯粹的中国媳妇儿的日子。进了萧家当家庭主妇，什么活儿都干。萧乾跟这位洋嫂的感情非常好，她在萧乾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教他背英文《圣经》。洋嫂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开始背英文《圣经》，每天不断地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咱不多说，三年以后，这个孩子的英语会怎么样？那会超棒，考托福什么的我估计就不在话下了。

      萧乾坚实的英语基础，是他这位美国洋嫂帮他打下的。而这个扎实的基础为他日后成为战地记者驰骋西线，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英文，他首先上不了教会学校，上了教会学校以后不会取得好成绩；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英文，当未来人生机遇出现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英国。人生的轨迹一点一滴就这样搭建起来的。

    他在英文系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和一位抱着到中国来投机冒险念头的青年，中文翻译名字叫安澜，合编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剪报》（China in Brief）。这份剪报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份用英文向西方世界，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报纸，或叫刊物，总之它自是有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惜这份报纸销路不好，办了八期，美国青年的钱赔光，也就停刊了。

      这个时候萧乾又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他不喜欢辅仁的氛围，于是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燕京大学读新闻系，系里的老师有一位著名的记者，这位记者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开了萧乾未来成为一个记者那扇门的金钥匙。这个人是谁？熟悉萧乾的人都知道，不熟悉萧乾的人至少知道这个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燕大新闻系的教授，萧乾的老师，比萧乾大8岁，跟萧乾亦师亦友，课上是师生，课下是朋友，他的新闻理论、新闻理念、新闻实践，对萧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萧乾后来写新闻特写，也大体上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思路，比如斯诺跟他讲，任何时候写新闻都不要赶浪头，不要新闻一出来，别人写什么你写什么，别人热什么你热什么，不要！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与清醒的意识与判断，你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萧乾的新闻特写受斯诺的影响非常大，斯诺告诉他，新闻要有生命力，除了它本身的新闻价值以外，要有文学性，因为你是用文字在写新闻。

 记者：有人说：“没有一篇报道值得为之付出生命”，您如何看待那时的中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做战地报道？

答：在今天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仍然还有为了一篇报道，或一张照片牺牲生命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这不是一个值与不值的问题，而就是一个生命本身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其职业特征或职业规范，在他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其实生命就已经与新闻密不可分了。放在文学上，我以为也同理，如果不能以生命投入写作，而只想着用写作最快速地去赚钞票，文学的价值就不需说了。而萧乾在二战期间的西欧，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留下的那些被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的文学特写，是多么具有生命的价值啊！

记者：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    

答：我想，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他认识到战争可以瞬间夺去无数无辜者的生命；而政治可以在残酷的战争游戏中扮演背叛的角色；弱小的国家只能成为强权霸道的羔羊鱼肉。因此，他在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以一个亲历了二战的记者，写下了主题为“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的系列文章，这样的反省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您一直把萧乾先生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和人生导师，还记得1987年大学刚毕业一年之后就第一次与他结识的印象吗？

答：那印象太深了，真是终身难忘。第一次到他家，按响门铃，门开，晃出一个面带微笑的老人，头上竖着几个银发。慈眉善目，像极了弥勒佛。我后来有篇写他的散文，题目就叫《萧乾：一个弥勒佛般的可爱老头儿》。

记者：您曾经写过关于先生的五本书，也编选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为此他说您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先生留给您最深印象或者影响是什么？

答：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祖父般的慈祥和关爱。他有他悲天悯人的情怀。若说影响，比如他在1987年送我四卷本的《萧乾选集》时，在扉页题写下“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天才不天才的，反正没有勤奋，便不会有文学的成绩，遑论成就。还有就是他1929年秋对好友杨刚说过的那句豪迈的话：“我就是要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我要采访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现在想想，我已经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见识到了一些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尤其是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这对我已是珍贵的财富。再有，他跟我说过，人生需要设计，人生随处都可采访。但愿我的后半生能如我已做出的设计。

记者：您对老舍也有很深的研究，老舍的死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谜，您如何分析？

答：这是个大而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楚。简言之，在1966年8月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段，是一种多元复杂的合力造成了老舍的自杀。“老舍之死”是个沉重的、值得不断说下去的话题，因为它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省和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怎样的启迪，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重要。也许，我们已经开始忽略或淡忘了。我从1993年开始采写“老舍之死”，初衷也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记者：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浙江人被称为写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地位极其重要，堪称一个奇迹”，您觉得是偶然还是必然？

答：用一句比较绕的话来表述，可以说是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又有偶然。或者换个角度说，他们都是走出去以后睁了眼看世界的。但当然不是说，走出去睁眼看世界的就都能成为作家。莎士比亚哪儿也没去过，照样写了许多以别国为背景的戏，而且许多都成了经典。

       记者：有人说：六七十年前我们有《家》、《春》、《秋》、《雷雨》、《茶馆》，二三十年前我们有《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都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中国近年来缺乏对社会有整体现实意义与影响力和经典之作问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每个时代都有只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这是常态，也很自然。但只有超越时代的文学，或才是有恒久艺术生命的。像莎士比亚，他不仅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他不仅属于英国，他属于全人类。作家靠的应该是他的笔，而不是笔之外的东西。也因此，我们现在时常呼唤经典。不要说经典了，我有时悲观地觉得，连真正的文学都在退化。其实，文学有很残酷的一面，它是大浪淘沙的，比如，在三五十年以后，我们回头看今天的文学星空，有没有、能不能留下几颗闪亮的星辰？我想，无论怎么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至少已经是一颗这样的星辰。

记者：莫言获诺奖后，能重振当下的文学吗？

答：莫言获奖与重振当下文学本来就是两码事。其实，撇开获奖，单说莫言在近30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写作，这本身就值得敬佩。我想，假如他仕途顺利，早早当上个什么高级别的文化官员，大概我们就会失去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从这个角度，这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个幸运。我们不缺官员，缺的是真正有写作才华的作家。莫言无疑是具有天赋才华的一个作家！至于能否重振当下文学，我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展望与评估。难道文学作品出版的数量巨大，就意味着重振？难道读文学作品的人多了些，也意味着重振？在乾隆年间那样的文字狱下，有一个曹雪芹，我想我们便不能说那个时候没有文学。

记者：有人说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今天的现实，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文艺现象；而文艺批评由于在理论方面的严重滞后，甚至都没有能力去真正地鉴别出作品的高下。您怎样看待当下文学的批判性？

答：首先，文学干嘛非得一定具有批判性呢？一方面，现在早已不是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高标尺的年代。难以想象，如果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性的，我觉得那也够可怕的。另一方面，文学本就该是一座艺术的百花园，什么样的花花草草都有生长的权利。不能仅仅靠权力故意把哪一种花，或哪一种草，钦定为至尊。其次，现在不是如何看待当下文学批判性的问题，而是眼前许多可怕的社会现实，要比文学的“批判”更有力量，以至于人们对批判性的文学都失去了兴趣。有的时候，我时常感到文学没有了力量。可是文学的力量又是永远存在的。比如，当丑陋丑恶阴毒的人性让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悲观失望的时候，文学可以使你获得重生。人的生命里怎么能少了文学呢？

记者：网络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传播载体是不同的，您觉得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答：有许多我们现在看来是传统的文学，它在刚一诞生的时候，也可能被时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的。干嘛非要把文学人为地划出传统与网络呢？无论文学的传播载体是怎样的，文学就是文学。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有写作者（我这里不说是作家，因为这样的写作者他/她可能并不是什么什么会员。）会只在网络上发表文学作品，而根本不会再像“传统”那样，向纸媒的文学杂志投稿。而其传播和影响力也会远远超过纸媒。这是大势所趋。我觉得，尤其该撇开这样一种偏见，即在纸媒发表的是纯文学，就高雅；在网络发表，就是流行文学，就通俗。莎士比亚戏剧，最初只是为表演而写的脚本，在当时也可谓既通俗又流行，后来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

记者：文学有时是寂寞的，但文学市场是喧闹的，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答：如果不喧闹，就不是市场了。经营市场的人，目的是赚钱，自然要追求甚至制造大喧闹。我们现在不缺乏制造文学喧闹市场的高手，而且，这样的高手，常常是把作家给绑架了。也就是说，有的作家，是为迎合市场而写作，他们甘愿与市场高手合营，以名利双收。这当然是作家的选择权利和自由，无可厚非。一个作家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赚钱而写作。国外文学史里也不乏大师级的天才作家，就是单靠一支笔来养活一家人的生计。作家一贫如洗，并不值得夸耀。但我想，简言之，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他心里自有一个艺术的标尺，至少他能弄得清或说分得清，什么是物质投资型的写作，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写作。

记者：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您觉得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待改变？有人称，文学史需要重写，主要有哪些观点的分歧？

答：事实上，文学史一直都在重写。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也说过一句特别漂亮的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他俩认识和看待历史的角度。若套用他俩的话来说文学史，那一部真正的文学史就该是当代人所写的对前人或同代人的文学的富于思想性的认识和看法。

以前，的确有一些作家被文学史所忽略，今天已重新入史，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也都发生了改变。其实，拿现代文学史来说，重要的不该是在时间的起点上争论不休，而要看是否能写出有思想性或说学术洞见的文学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