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秀的通信，话题很多，内容广泛，行文亲和自然，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算得上是踏实写作之人吧。我们都知道写作很苦，却都能静下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也因此，我们的书信本身，就充盈着一种鲜活的真的力量。更因此，我写这篇〈书信〉文，一开始绝没有想到最后几乎竟是以我们往返信件的“展陈”方式来写，而它的价值和力量，恰恰是来自从彼此心底流淌出来的由衷的真诚。现在回想，这似乎是此文最好的一种方式。发表前，韩秀传董桥先生一阅。董先生这位快手，随即写了篇散文《想起老舍》，发表在2010年5月2日（这一天是我的45岁生日）的香港《苹果日报》，后发在《书城》杂志2010年第9期。

4月30日，韩秀来信：

董橋先生的文章正好印證一件事，舒先生的真心。現在不就是我說，還有別人說他在美國是決心要離婚的，回來之後才明白絕無可能。

再有，便是“怯懦”，何止舒先生，那是許多讀書人的通病。你寫他的一輩子，這通病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我常在想，這位培元先生真是不簡單。我沒有收到你的第一封信的那一個月，培元先生寫過好幾封信給我，談到你的研究的重要性。他不知道，我是在等你的信。他還以為是我不樂意談這些事情呢。你看，你這位朋友是多麼的盡責。真是難得。

     这之后，我去云南出差。回京后，即给韩秀去信。5月21日，她来信：

我收到你的信，說到你去雲南。我就在想，等你忙完了回來，一定會有信的。

這段日子沒有你的信，我卻在想念從前的日子，那些和舒先生一塊兒澆花，聽他講故事，唸書給他聽，看他寫字的情形。

1956年秋天，我十歲，有一次，在一個活動裡，我上台朗誦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舒先生杵著拐棍，一直站在那裡。我望著他，普希金的詩句就從嘴裡噴發出來，源源不絕。那時候，舒先生的臉上有着最為溫暖的微笑。

6月26日，我會在此地講一場〈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及其深遠的影響〉，準備當中，常常看到舒先生的微笑。

由与韩秀的通信，我时常真切感到，奇妙的书信世界常能透露出史料与人生的一种纷纭复杂而又内蕴十足的趣致。韩秀在6月9日的信中提到：

這兩天，我正在生氣，一個台灣來的，中文老師，在大庭廣眾面前，聲色俱厲，攻擊舒先生，直指舒先生怎樣地支持文字改革，怎樣地要消滅中國字。 

這文字改革，與舒先生真是沒有半點關係，舒先生這麼一位黨外人士，哪有置喙的餘地啊。而且，五六年，反對文字改革的，第二年全都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生不如死。

舒先生走了四十多年了，還要受這種委屈，我很不開心，而且我不會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