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它在国内引起的大面积非议已成为一个文学事件，众多评论家都对之持以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一部粗俗低劣的作品。但它在国外却广获好评，日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很多主流媒体上，都以大量版面积极地评介这部小说，甚至不乏“杰作”“长河小说”“史诗性作品”之类的盛誉。在《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上，法语翻译家许钧教授就撰文指出，中国作家的很多作品被译成法语后，其影响力仍然局限于小众范围，而“《兄弟》在法国的出版将余华从汉学界的小圈子一下推到了主流阅读群面前，在主流媒体掀起了一阵评论热潮，还获得了文学奖项，这无论是对于余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都是不常见的现象”。许钧详尽分析了《兄弟》在法国成功的各种原因，同时也多次引用了法语译者何碧玉的评介：“何碧玉认为余华的作品实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它们一方面以极端真实的方式还原了中国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将读者卷入魅惑、恐惧和激情之中，与自身的生存境遇产生共鸣。这也就是为什么余华的作品能够摆脱被当做了解中国的资料来阅读的危险”。在何碧玉看来，在《兄弟》中，余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讲述一部大历史，讲述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他采用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余华式的”。说实在的，我觉得作为译者，何碧玉对《兄弟》的理解非常透彻。

　　我无意于在此重评《兄弟》，更不想借洋人的气势去进行“翻案”，而只想通过这个例子，反思我们当前的学界在面对当代文学时所受到的各种潜在的局限。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学者在研读《兄弟》时，批评主体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心智都深入其中，他们的评判也是其真实意愿的表达，也都彰显了他们“求真”的勇气和智慧，但结果却是天差地别。不错，任何误读都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评判结果的截然相反无可非议，但是，当我们国内众多有影响的学者所做出的评价，与国外众多评论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鸿沟时，却不能不让人思考。

 摘自洪治纲:主体的自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