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字与电影的关系，阿郎说，相对于文字，电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语言，而且，电影比文字更生动地记录了，一个时代怎样面目全非地成为这个时代。这个阿郎，当然不是周润发主演的《阿郎的故事》里那个出生入死、放荡不羁的浪子阿郎，而是《看电影》杂志的主编黄海鲲。

       说起《看电影》杂志，不怕说出一件暴露年龄的事。我上大学时，狂热地追捧过两本杂志，一本是《电影世界》，一本是《当代歌坛》。每个月对这两本杂志的牵念，就像两地分居、月底才聚的恋人，无论刮风下雪，还是暴雨骄阳，我都如期赴约，朝着报刊亭狂奔而去。它们不仅带给我详尽的娱乐资讯，也打发了我无处安放的青春。我在上面给林青霞写诗，发音乐小说，结交粉丝文友，差点还发展出一段感情故事。

       而《看电影》杂志，对我来说太高大上了，全铜版纸彩印，还油纸袋包装，翻都不让我翻一下。当时我就在想，这杂志做得这么奢华厚重，到底是给谁看呢？原来是给电影学院的专业学生看的，比如姚晨就和舍友曾争抢传阅，张译则在电影资讯的领域，唯其马首是瞻。

       作为主编，阿郎一直负责《看电影》的卷首语。正如张译所说，卷首语系马首是瞻的首，是一本杂志的导向、主旨与精华呈现。我最喜欢读卷首语了，记得有一本叫《海外星云》的，那个卷首语写得真真好，翻开杂志就让人眼睛一亮。它用散文诗一般简洁而深刻的语言，把政治经济都能点评为富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现象，堪称范本。

       由阿郎撰写的《看电影》卷首语，也是字字珠矶，篇篇精品。他不会针对某部电影进行深入点评，而是以电影拍摄中常用的“上帝视角”，关注影坛，抓住当前（月）某些典型性电影事件或现象进行评述，纵横中外，贯穿古今。他尖刻的手笔，有时一针见血，戳破了虚假的繁荣，美丽的泡沫；有时温柔一刀，划破了隐藏的幕后，好看的表象；当然也会化成绕指柔，苦口婆心地挖掘永存的经典，深远的意义。

       比如，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在全国总票房同比增长超过两位数这个勃起的曲线面前，大家集体高潮，并在每年的开头和结尾，总能制造出手持摄影的效果——看起来有着工业的眩晕和手工的颗粒感。

       然而，相对于电影工业上的中国式奇迹，我们的电影本身在硬邦邦的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面前，显得有些阳痿。急功近利导致我们拍出来的电影是高仿的、转基因的、用了催熟剂的产品，甚至是近亲繁殖的结果——题材类似，内容雷同，还是个怪胎。

       当詹姆斯·卡梅隆用十年时间仅仅想把《阿凡达》拍成一部美丽的爱情电影，却一不小心收获了27.88亿美元的票房时，我们的导演唯恐不能高大全，而电影也被量化为多少亿投资，多少次笑声，多少天过亿。所以有人把卡神凭借一个爱情故事收割历史第一票房，比喻成古埃及的人们用羽毛做秤砣。够小，才够大。关键是，卡神的成功，是把技术锤炼成了艺术，把商业变成了赞美。因为技术，所以艺术。

       我们的导演的艺术还是想通过呐喊来实现，口号响亮，全看运气。在众多类似电视剧水平的《失恋33天》、被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人民币狠狠赞美过的《煎饼侠》、《美人鱼》面前，《烈日灼心》、《刺客聂隐娘》反而像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正一点一点地成为这场票房狂欢的献祭品。

       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可能拍出真正大气磅礴的作品；一个阴郁的家伙，也拍不出真正透亮的阳光——姜文之所以能拍出《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他的文学修养，使他先闻到了阳光灿烂的味道。他曾这样描述阳光：“这就是我要的光，特别好，好到我能掂出它的重量。它就跟水银似的，城里的光你感觉是烟，飘的，这儿的光你得用手接着，不接着它就哐当砸地上了。光射过来，浓，不是亮的问题，就是比的别方浓，沉。”

       可惜，中国影人一直在票房与获奖之间做折返跑，忘了初心，失了目标。所以才会把枪战动作片《战狼2》选送去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提名）。

       如今，阿郎把这些卷首语集结成一本书，成为看电影的随笔《并指如刀》。阿郎在书中剖析了电影既作为艺术又作为商品的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电影工业、资本、票房、导演、演员、观众、人性、道德、技术、日常生活等话题，没有晦涩高深，只有并指如刀的凌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就是因为有更多的热爱，才会有太多的批评吧？

       我仿佛看到在幽暗的电影院里，端坐着一个戴3D眼镜的鲁迅，目光如炬，透过景深和出屏效果，一直看到讳莫如深的幕后。而他的身边，则是一群抱着爆米花的观众，要么昏昏欲睡，要么兴奋莫名，直至灯光亮起，剧终人散。

       文字与电影，世界上最好的两样东西成为了他的工作，这是何其幸运。阿郎说：“我喜欢看完电影后，用文字再现的过程。”我也喜欢，但只能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