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说，曹雪芹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因为他没有赶上曹家在江南时期的繁华生活，因此小说对大家族贵族生活的细致描写，以及其感受至深的兴亡之叹，曹雪芹不可能有。因此作者必然另有其人。

按照上述逻辑，《李自成》不应该是姚雪垠写的，或者姚雪垠不是当代人而是明末清初之人，应该比《红楼梦》的作者还早。按照上述逻辑，司马迁应该是“鸿门宴”中的一员，否则不可能逼真地再现那个历史场面。也许，司马迁偷窃了谁的手稿，只是一个增删编订者而已。

要么是编造一个明清之际谁谁将谁谁的手稿，交给了或遗留给了曹雪芹。

周汝昌泰斗为了让曹雪芹赶上大家族的富贵生活，于是编造了一个中兴说。有学者如复旦大学教授应必诚先生撰文予以驳斥，说曹家在北京根本不可能中兴，理由已经十分充分。

如果按照周泰斗这个逻辑，李自成应该再起义一次，让姚雪垠入伍，并当了李自成的书记官，还把心中的秘密和悲欢告诉了他。

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但写安德烈的战争体验、生死体验依然真实、细腻。

偏偏为什么曹雪芹就必须必须经历什么，才能写什么！曹雪芹必须爬行在现实之后。其实，不是曹雪芹爬行，而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爬行主义。他们的铁律，是文学只能来自于直接体验。这是文学与红学研究中爬行主义。

这种爬行主义非常流行。有红学泰斗，有红学新秀；有主流红学，有草根红学……。他们以此来断定曹雪芹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在北京分享过富贵梦，……不一而足，可谓谬种。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他们应该分点精力去研究一下，福楼拜为什么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他们或者去吹毛求疵地研究一下爱玛不像一个幻想浪漫的女人而像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因为这个人物是男性作者创造的。

然后向英国或法国文学界叫板：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文学的规律是，身在此山中者，偏偏不能完成自我审视，不觉新异，遂不能因；完全隔绝者，实在是不能产生兴趣，隔膜陌生，下笔艰难。反而是那些不即不离者，能出能入，入迷出悟，出则冷静审视，入则痴迷执着，进而完成大任。曹雪芹有金陵旧梦，又有西山黄叶；有阶柳花庭，又有蓬牗茅椽……不就是这样一个“能出能入”、可以徜徉在历史与现实、梦想与人生、回忆与体验之间的中间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