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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巨庆著作

预测奇才——栾巨庆（报告文学连载5--6）

石中元撰写

五、他响应国家主席的号召，第一次发布超长期预报；专横带着神圣高洁的面纱——他的手在流血‘心在淌血。

什么叫超长期预报？恐怕没有人能一下子回答出来。目前，世界气象组织把三天之内的预报称为短期预报，把10天以上的称为“长期预报”。由于“长期预报”时间的上限还没有确定，所以世界气象组织也就无法做出“超长期预报”的定义。1979年的世界气象会议宣布：“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气象机构正式发布半年甚至是一年以上的天气预报。”有一位外国权威气象学家曾经说过：“你若问一二天的天气，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而一年后的天气，科学家就无能为力了。希望在40年以后，人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超长期天气预报，人类摸索了几千年，世界气象界研究了几百年，多少中国气象工作者潜心研究、探测底蕴，至今悬而未决。栾巨庆来揭榜了。

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视察东北，看到大兴安岭不少山头的阳坡不长树只长小草，阴坡的落叶松却长得枝繁叶茂。少奇同志提出要设法植树造林，改变阳坡光秃秃的面貌。“一月绿，二月黄，三月见阎王”，阳坡受太阳直射造成高温干旱，很难成活。阳坡造林在当地历史上没有先例。

带着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贫困和饥饿，带着《天文农时》和几块苞米面膜，栾巨庆从迢迢千里的山东来到了吉文林业局，他成了一名钳工。他听领导介绍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阳坡造林的建议，兴奋不已，通宵达旦地研究造林方案，写出了几千言的阳坡造林论文。他预测到明年即1965年的6 ～7月，大兴安岭将是涝年，一个难得的多雨季节。木星正好对应我国东北一带纬度上，而当年月亮回归位置约２５°偏北，这是该地区多雨的征兆，正适宜雨季造林。在营林工程师张璟的支持下，吉文林业局党委采纳了这个建议。那年一开春，造林队就开始上山造林了。六月下旬，天降喜雨，连阴雨持续了一个多月。树苗喝足了雨水，又接受了充足的阳光，生长速度反而超过了阴坡的树林，成活率高达90％以上。二十余年过去了，如今这片树林根深叶壮、郁郁葱葱。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组织发布超长期天气预报。”栾巨庆信心十足，决心继续干下去。正当他将为国家将作出贡献时，“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来到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诺大的中国没有他生存发展之地。“地主的儿子栾巨庆”——在那个红得发紫的疯狂年代，他难逃厄运。到处都在进行革命运动，他被遣返回山东潍坊故里。刚到乡里，行李便被搜查个遍。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左派，发现了“封建”和“四旧”：《黄帝内经》、《天文农时》。

这些宝贵的资料连同祖父的一生智慧、栾巨庆的半生心血，统统被扔进了烈火，当众焚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天文气象记录，即将造福人类的新学科萌芽，在“红色风暴”中化为瞬间的黑色烈焰！

悲兮哭兮、一腔衷曲。栾巨庆哭肿了眼睛，喊哑了喉咙，三天三夜粒米未进。他仰望星空，想起了祖父说的“诚”字。呵，天还在：啊，星月在；呵，我的头脑思维还在！这个社会包围了我、吞没了我，但是包围不了我的思想，吞没不了我的想象和思考。在思想里我包围了整个世界，吞没了整个空间。他振作起来了。

他像一只惊恐的孤鸟，在猎人们的喊打声中，东躲西藏。终于，他躲到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村庄树林旁的地窖里。他遇到一个知音，农村教师栾云洲。两个“地下工作者”，把太阳系装进阴暗的地窖里。透过窖门挡风寒的草帘，追踪记录行星的轨迹。真得感谢革命造反左派，要不是罚他俩每天夜里看守这片树林，怎么会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不屈的信念、不屈的思想，产生了不屈的行动。一天晚上，他按“劳动改造”的规定抬完了粪肥。他犹豫的走进了大队部。

“明年（1969年）立夏前后可能有连阴雨，小麦会发生严重的黄疸病，俺建议明年少种小麦……”

“住嘴！封建迷信、装神弄鬼。只许规规矩矩，不需乱说乱动！”

大自然并不看权势者的眼色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立夏前后，下起了连阴雨。万亩小麦染上了黄疸病，造成严重减产。

1970年春播前，栾巨庆再次向大队预报：今年高粱秀穗时将干旱无雨，会造成蚜虫成灾，建议早备农药及早防治或少种高粱。听“黑五类”的建议，是个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不予反驳便是够便宜他了。

这年，蚜虫吃掉了七成高粱，连秸秆都烂了。只有栾巨庆所在的三小队悄悄按照他的建议，喷药治虫获得了大丰收。

信念不灭的栾巨庆又胆大包天的给中央气象局寄去了挂号信，预报1969年长江流域将发生梅雨洪水。预报结果震动了中央气象局，专程派人从北京到山东寻找预报人。他们按发信地址找到马松山家（发信时借用了栾云洲表哥马松山的通讯处），方知是“阶级敌人”鼓捣的，便不见而回。

当地的红色革命左派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的狗崽子竟敢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抄家，查封资料，批判斗争……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栾巨庆无法在村子里呆下去了，只有到北京汇报研究成果，请专家做鉴定，方有出头之日。

公元1973年，在栾云洲的支持下，栾巨庆背着一摞资料、揣着玉米面馍馍，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一位姓王的接待人员了解真情后很同情他，但是北京没有研究天文气象的部门。而且一个没有介绍信的地主分子在北京住宿也十分困难。王同志介绍他到南京大学去。

他买不起去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５元钱。列车长听说他是自费研究天气预报，为人类造福的人，便亲自把他送出了南京火车站出口。他住在南京郊区一个亲戚家里，上午打短工，以维持生活，下午便开始工作至深夜。

南京大学气象系的金汉良讲师指导他验证了1953年～1972年的天气以及当年（1973年）我国四大流域的汛期预报，结果，天气实况与行星对应区域预报基本相符。在这段时间里，栾巨庆又准确地预报1974年1月澳大利亚发生的特大洪水。

经过几个月的了解，我们认为该方法（行星方位）没有什么错误：单凭行星引力作长期预告的根据可有商榷之处，他们所作的长期预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南京大学气象系 / 1974年3月3日

鉴定评语是谨慎的、实事求是的，也是大胆地对现代气象学的挑战！承认行星运动对气候有影响，这是对“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观念的否定。评定虽寥寥数语，却蕴含了巨大的能量：一门崭新的世界学科——天文气象学可能诞生在这个身材瘦削的“地主分子”手中。

捧着这张盖有大红印章的鉴定书，栾巨庆再度赴京，走进了中央气象局的大门。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R，不但虚心请教了地心天象图的制作方法和行星对应区预报方法，还收下了全部资料（包括南大气象系的鉴定书）。第二天，R就给栾买了车票，请他回山东老家。

“资料都留在这里，我们慢慢研究。你先回家去等着吧.”，R着急地打发栾走。“资料俺得带走，要继续研究。”R一腔怒气没有回答。他深知这些资料对于搞研究气象的重要性，当然也不会轻易把资料还给栾巨庆。他气悻悻地回到了招待所宿舍。夜晚，好黑的夜。

“起来，起来？”两个身着黄军装，臂带红袖章的人粗暴地将栾巨庆拽了起来。“俺犯了哪条法？俺没有罪。”栾巨庆悲愤地呼喊。

“你再胡闹，就尝尝革命的铁拳头！”两个带袖章的人不容分说将他送进了监狱。经审问，监狱管理人员对那两个人说：“他来北京汇报研究成果，没有违法行为，我们不能收留这样的人。”

他俩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再说，都深夜了，人往哪儿搁，就先让他呆在这里吧!”

就这样，栾巨庆蹲了14天监狱。然后，遣返回乡。村子里的革命造反派在批斗会场上，先搧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将它踢跪在地上：“这是给四处串连、煽阴风、点鬼火的阶级敌人的惩罚！”——专横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但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栾巨庆回到家已是深夜。老伴看到他放声大哭：“你不要这个家，总要替孩子们的出路想想。”可怜的孩子抱着父亲的腿，撕心裂肺地哭喊：“爹，别弄星星了……”

他抱着孩子，伤心恸哭、泪如泉涌：“爹不弄了，爹再也不弄了……”

夜色朦胧，山野苍苍，凝重的云，沉闷的空气压得栾巨庆透不过气来。他趔趔趄趄，脚步踉跄，走到他祖父亲手栽的刺松面前 。挺拔的刺松直逼苍穹，好像要撕开天上凝重的云层，申诉人间的不平！他的一双拳头撞击着刺松：“爷爷，俺该怎么办呐，爷爷俺该怎么办呐……”刺松不语，似在垂泪。松针扎在他的手上，手在流血、心在淌血……

六、他成功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到许多个人和单位的帮助；他又极其艰难：他的努力与深深卷入危险领域的冒险探索有关。

198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栾巨庆的专著《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迄今为止，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天文预报天气的专著。在《自学》杂志社等单位的支持下，在郑海宁、戴俊杰、周金品、佟佩等同志的关心下，他与合作者张庆祥、栾云洲等共同努力，1988年5月，39万8千字的《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再次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电台都先后报道了“栾巨庆以行星研究太阳活动”的消息。

栾巨庆在完成240年周期验证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有关科研单位的热情支持：北京天文馆借给正、负2000年的太阳、行星黄经表；南京、上海和佘山天文台提供了1900～1953年的外文天文年历，南京大学天文系提供了1954～1973年的天文年历。南京地理研究所的徐近之先生认为栾巨庆的工作很有意义，徐近之先生把花费几十年收集的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23个省市，近千年出现的特大自然灾害情况的资料，共21册送给栾巨庆研究参考。

1980年在吉文林业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国家林业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五局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天文气候小组之后，合作者张庆祥编辑又在直角坐标天象图上划出了外应区，1982年又发现了影响天气的其它因素，就这样使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越来越具体化。

标新立异总是处于一种策略上无遮蔽的地位，他的大多数努力都与深深卷入危险领域的冒险探索有关。栾巨庆的探索又是极其艰难的。一些部门的学术权威专家曾联名写信到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告状，反对出版栾巨庆的学术专著，理由是栾的理论不完善，研究的问题在国外有争议，怕出书影响我国声誉。当栾巨庆的第一部专著出版后，有人又以“书评小组”的名义把栾的专著批得一无是处，“行星对应预报五花八门、自相矛盾、无统计学意义”、“在学术上不能成立”，洋洋几千言的书评四处散发，到处扫荡着栾巨庆的“异端邪说”。年过64岁的栾老先生至今不能进入专业部门从事研究工作，他缺乏研究经费，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和资料，他只好在北京郊区租借一间8平米房子，在老伴的照顾下，默默地从事民间气象研究和预报。房龙在《宽容》中把不宽容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私利的不宽容。自私自利引起的不宽容，实际上是嫉妒的表现，就像麻疹一样普遍。然而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因为某一个人物成功而影响另一个人物获得成功的情形是稀少的无比的。相互帮助、相得益彰的动人故事比比皆是。

现代气象学体系把气象与天文截然分开。进入70年代以来，一些气象工作者尝试将天文因子列入天气预报中进行探索。但是，行星是否能够引起气候异常以及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物理机制是什么？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栾巨庆的“行星对应区”预报方法在气象、天文界中争论了几十年。有的专家认为栾巨庆的“磁电感应”假说，缺少科学依据，没有试验根据。

栾巨庆是幸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护张扬了他。1988年7月26日，栾巨庆“行星对应区”预报方法学说讨论会在北京国家气象局召开。我国气象界，天文界的20余名专家和学者与民间气象人士栾巨庆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学术问题，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罕见的。会上，有的专家认为栾巨庆预报准确率相当低，平均约30%，为此“谈不上有什么实用价值”。栾巨庆对此持有异议。据栾先生自己检验，1980年至1984年汛期的长期天气预报，准确率达74%，他说中央气象台同期预报仅达24%，他建议会议把他本人于中央气象台的长期天气预报进行比较而未被认可。

观点不同可以探讨，争鸣总比沉默好。

栾巨庆的专著在天文和气象部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山东省沂源县气象站的王明亮同志写信给从未见过面的“栾老师”说：“1984年7月，鲁中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我应用您创立的行星对应区方法，较准确的做出了长、中、短期预报，取得了明显的效益。省、地。县三级政府通报嘉奖，并给我记大功一次……与其说给我记大功，倒不如说给您记大功。若不是应用您的方法，像这样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水，我怎么能预报出来呢？”

1990年6月，桃红柳绿的初夏。山东潍坊寒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王长恩带着区委书记王光明、区长李英文的重托，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专程到北京郊区看望栾先生，并聘请他为“寒亭区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所长”.目前，他已在潍坊市寒亭区科委的领导下，开始了专业研究。

（未完 待续见之7）

注：此文原载《北京文学》1990年12期，后入选《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墨生涯》一书、石中元等著、同心出版社、201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