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蔡定剑的公民走了

——追悼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

 曹保印

    在很多人的眼里，蔡定剑教授是著名宪政学者，也是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真正有良知、有抱负、有胆识的学人；特别是他在当壮年时，当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时，毅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官位，激流勇退到母校中国政法法学院任教的佳话，更是被热爱他的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当我向他提起此事时，他却总是淡然一笑。

    在和蔡老师6年多的交往中，作为责任编辑，我每每能阅读到他新鲜出炉的评论作品，那种感觉，只有那些品尝过新鲜出炉的面包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沁人心脾的美妙享受。只是，极其遗憾的是，这些凝聚了蔡老师心血的评论作品，由于种种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出现在我所编辑的版面上，而是在征求了蔡老师的意见后，由我转给了《南方周末》的同行。蔡老师去世后，《南方周末》刊发了他在该报发表的评论作品目录，望着那些熟悉的作品，我的心里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滋味，一个“五味杂陈”，都难以全部概括。

    自《新京报》时事专栏开创以来，蔡老师是我邀请到的第一批重量级学者，也因为此，除了工作上的交往，在私人的生活里，我们也有很多次聚会。这样，蔡老师展现给我的，就不仅仅是《新京报》的时事专栏作家，而是一个立体的师友，无论是工作上的指导，还是生活上的关心，他给我的感觉，都是那样的温暖。慢慢地，我发现，与其说蔡老师是宪政学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人致敬的好公民，通过他，我读懂了“公民”的真正含义。

    事实上，他在《新京报》上的时事专栏名称，就叫“公民权利”。在解释为什么要用“公民权利”，作为自己的时事专栏名称时，蔡老师告诉我说，他要为每一位公民权利的具体实现，而思考、而写作、而呐喊、而呼吁，“和做一位学者相比，我更愿意做一位公民”。的确，在他的时事专栏中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和捍卫公民权利的内容，比如《车改：被利益曲解的改革》、《“馒头血案”的宪法视角》、《城乡规划需要公众参与》、《人代会的“务虚”与“务实”》等。每一次寄稿给我时，蔡老师总不忘交待我一句：“这些文章很重要啊！”

    是啊，这些文章的确很重要、很重要，我能掂量出它们沉甸甸的份量。对蔡老师，在他去世之后，所有的纪念文章、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会提及他曾经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官位，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官位”，那就是“北京市交通局局长”。只不过，这是他自许的“官位”，而且他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只能使他仅仅做“局长助理”——理清北京的交通问题，为局长出谋划策，帮助局长解决交通问题。

    那是在2008年我主持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会议的主题是如何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应我之邀，蔡老师参加了在新京报社五楼的一间小会议室举行的这次会议，向与会的记者、市民、学者等，讲了他在国外的许多交通观感。在发言结束时，他出人意料地说：“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有这么难解决吗？没有。我真想当北京市的交通局局长，如果我当了这个局长，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说完了这些，他又哈哈大笑着说：“可惜，这是我的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仍在，而人已去往天堂。

    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所以，蔡老师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了。我知道，蔡老师之所以愿意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参加和宪政研究没有任何关系的交通问题座谈会，还是因为他希望自己作为公民，不但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更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行动，实际参与到北京的建设之中去。这样，他的言说，就和他的行动一起，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好公民——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也是对城市规划本身的重大改革，这等于把公众参与的时间提前到作出规划决策时。在国外，公众参与制定城市规划是法律的必经程序，重要环节都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过程都要向议会报告……在城市规划中进行公众参与，将使中国的城市发展走向人本、文明、健康和可持续。”（蔡定剑：《城乡规划需要公众参与》，刊发于2007年11月4日《新京报》）

    做一个合格的、有良知的宪政学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都能做好的，但是，做一个合格的、有良知的、有权利意识的公民，却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也都能做好的。如今，蔡老师已经去往天堂，那么，在人间的我们，就像曾经的他一样，脚踏实地地做一个好公民吧。我想，这是蔡老师此生真正的遗愿。 

2010年11月25日

（作者系知名作家、《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特约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