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印按：5月13日，本人应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北大—友成新公益论坛”，并发表如此如下讲演。

灾难救援：期待更多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北大—友成新公益论坛”上的讲演

曹保印

各位专家学者、NGO同仁、媒体同行：

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以“灾难救援中的民间参与：经验、问题与反思”为议题的“北大—友成新公益论坛”，尤其是“问题与反思”这个议题中的议题，让我觉得自己有话可说。尽管，我所能够看到的“问题”，我所能够“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和你们相比，可能非常表面化，因而非常浮浅；但是，这些“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反思”，却是我的亲身经历，因而希望和大家分享。

今天是5月13日，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按照惯例，5月12日的《新京报》社论，应该刊发与大地震两周年相关的社论，以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依然坚强生活着的同胞。而这篇社论，当然也需要联系玉树地震，在这场地震中，同样逝去了很多生命，也同样有很多同胞，需要在大灾难之后，坚强面对新的生活。

山之巅，国之殇。面对这两次夺走了那么多人生命的大地震，在中国，应该说，没有人能够做到不触景泪落。我清楚地记得，面对网络上流传的一组玉树地震后逝者赤身天葬的照片，我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先是黯然神伤，接着仰天长叹。虽然我并没有看到泪水从他们的眼中滑落，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心灵一定受到了极其强烈的冲击，一个仰天的动作，一声长叹息，足以说明一切。

然而，5月12日，《新京报》并没有刊发纪念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社论。即便是评论，也没有刊发。为什么？如前所述，我们并没有忘记它，事实上，就在5月11日这一天的下午，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在第二天刊发纪念社论。讨论的意见是：如果实在无话可说，或者有话不能说，那么，与其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或者仅仅表达一种无实质意义的空洞情感，倒不如不说、不表达。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不说”，留给公众一个言论的空白。不说，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观点的无声表达。只是，这样的态度和观点表达，有些过于隐晦。

当然，究竟是真的无话可说，还是有话不能说，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很清楚。因为对“不炒作、不深挖、不反思”这九字“真经”，特别是媒体的同行们，都是屡屡被耳提面命的“常识”。对像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所谓纪念，在我看来，发现更多问题、反思更多教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且是纪念的核心意义和价值所在。失去了这些，纪念也就不成其为纪念。毕竟，对灾难的纪念，不是单纯地唱赞歌，也不应该唱赞歌，因为它根本就不能歌。

要知道，逝去的生命不需要歌，活着的生命也不需要歌，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生长在废墟之上的经验与教训，以及由这些经验与教训结出的、预防悲剧异时异地重演的制度之果。否则，逝者的命白丢了，生者的血白流了。现在，汶川大地震已经过了两周年，玉树大地震再过一天就满一个月了，我们看到了多少制度之果？当然，的确有一些制度之果，在玉树大地震的救援和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显然，和汶川大地震的惨烈程度相比，这种制度之果还太少、太少，少得几乎不成比例。这是虽然令人愤怒，但最终依然无可奈何的。

不仅仅如此，由于没有结出更多、更优质的制度之果，在玉树大地震发生之后，反而日益暴露出许多恶果，比如倒塌居多的依然是校园，比如媒体报道受限严重，比如民间救援力量依然不凝聚且受阻严重，比如公众更多地怀疑爱心捐款的成效而不是慷慨掏腰包等。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有人曾说，大地震是中国NGO的催熟剂，但事实上，中国的NGO因此成熟了吗？显然没有。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中，可能有不少人先后赶赴灾区前线直接参加救援，更有很多人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在后方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民间力量，但是，玉树呢？仔细想一想，这种奇怪的现象本身，算不算问题，需不需要反思？

对重大灾难的发生、救援与灾后重建，中国媒体的集体被迫“不炒作、不深挖、不反思”，甚至主动或非主动、自愿或非自愿的“献媚”式报道，使很多暴露出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更多的问题像地雷一样潜藏于地下，等待着和新的重大灾难一起向无辜的中国百姓发难。有时候，这些“问题地雷”也会零星爆炸，一点点削弱灾难救援中民间参与的热情、信心和力量。

我自己就曾被这样的“问题地雷”伤害。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我曾赴灾区某地考察，归来之后，我将发现的问题写成系列文章发表在博客上，比如某所小学为地震所毁，需要重建；某位教师生活贫困，需要救助；某个孩子生活贫困，需要关心等。这些文章发表后，其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被数万网友关注，其中的不少网友发表评论、留言或写博客纸条，表示愿意再献爱心，比如捐款重建小学等。为此，我牵线搭桥，请某小学拿出重建预算，再将预算转交表示愿意献爱心的慈善人士。然而，我拿到的是怎样的预算呢？一个非常普通的山村小学，仅校门一项，就预算了10万元！最后的结果是，我和慈善人士都很受伤，这所小学的重建之事，也不了了之。这种事情，据我的了解，这并不是惟一的个案。

就在这两天，有一个报道说，四川震后中学堪比高档宾馆。崭新舒适的塑胶操场、便利快捷的无障碍通道、现代化的教室电子白板……校长坦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名校来参观后，都觉得一些硬件设施还不如我们。”我注意到，很多读者对这则新闻的反应，并不是高兴，而是也像刚才的我一样很受伤。对政府来说，这样的一所灾后重建学校，是自己的面子；然而，政府并不知道，自己固然因此而有了面子，但是，这个面子却同时让很多人因此受伤，而且很可能是致命伤。一旦再发生类似重大灾难，这些受伤的人，还愿意伸出援手吗？

当然，我自己也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做不到不这样？显然，答案就是，在重大灾难发生之后，从整个社会到具体的个人——无论是政府、志愿者、慈善人士、灾区民众，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思自己，更没有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相关的应对制度或办法。就我而言，的确应该汲取教训。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政府为什么如此害怕深挖，如此害怕反思？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上，还表现在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具体个案上，如最近刚刚发生的赵作海案，就已经被指示不能深挖，不能反思。政府这样做，事实上引起了恶劣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在总结经验和教训时，大家都不反思自己，成绩总是很多很多，经验和教训总是很少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教训，而全是好的成绩和经验。当然，政府之所以害怕反思，答案我是清楚的，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可问题是，不反思，又怎么可能进步？

所以，虽然分享成绩非常重要，但是，我更期待能听到大家的自我反思，期待能听到大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言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进而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0年5月13日，讲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207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