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读吴祚来《写给自己孩子的新寓言》

 曹保印

     成年人给孩子写书，难。给自己的孩子写书，更难。给自己的孩子写一本有新意的书，难上加难。所以，给自己的孩子写一本既包容传统价值观，更树立现代价值观的有新意的书，如果没有足够的爱、信心、勇气与道义担当，没人敢一试身手。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当教育试验品。

    正是畏于此，这类出自父母之手、既写给自己孩子看，也兼具公共价值的儿童读物，几近于无。在此情况下，一种普遍而又怪异的教育传染病，经由父母之口，在无数孩子身上“复制”着，那就是：人云亦云，对“出口”的故事，不过脑子重新思考，只过舌头简单传输关。这种病不会夺去孩子的生命，但它却会使孩子失去很多思想的乐趣、勇气与能力。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对某一个问题，孩子们总是像会说话的小木偶那样，给出同一个早就设定了的“标准答案”。

    在这里，我所谓的“复制”，就是指思想的复制、价值观的复制、思维习惯的复制。复制自然谈不上进步，更不必说创造。一旦没有创造，生机与活力，又将从何谈起？更加有害的是，在一次次、一代代“复制”的过程中，这种教育传染病会不断被权威化，最终，本来是由一个人根据特定环境设定的“标准答案”，却成了惟一正确的“神圣化答案”，不容挑战，不容质疑，更不容颠覆。

    播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葫芦籽种不出大南瓜。所以，在读《刻舟求剑》这则古代寓言时，凡是身染这种教育传染病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会笑话那位企图通过在行走的船上刻记号，以找到自己掉进河里的剑的楚国人。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在做刻舟求剑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产生“标准答案”的那个特定环境，早已改变数百乃至千余年了，自己却还固守源于特定环境的“答案”。

    吴祚来看到了这种病，深知其危害之深、之广，于是，他打破“复制”的怪圈，重新解读那些早就成为“经典”的、包括《刻舟求剑》在内的古代寓言，让这些深具传统价值观的“老树”，纷纷长出兼有现代价值观的“新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重新解读——实际上是一种价值重构，是从儿童读物开始的，是从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开始的，这决定了他不会为重构而重构。

    试举一例。《井底之蛙》的故事及其“标准答案”的寓义，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到了吴祚来的笔下，他又是如何重新解读的呢？本来，在《井底之蛙》的寓言故事里，只有井底里的青蛙和从东海来的大鳖这两个角色，现在，吴祚来又在它们之外，增加了一只“老猴头”。当“老猴头”旁听了它们的对话，看到青蛙自卑自怜，而大鳖得意洋洋时，它便忍不住对大鳖说了这样一大段话——

    你描绘的大海的确很壮美，很辽阔，而你住在海边也很惬意，但你要知道，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习性与生活空间，你喝的是海水，而我与青蛙喝的却是淡水，我们到了海边与你一样喝海水，这可能吗？青蛙住在井中或者池塘边，与你住在海边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海洋伟大，但它大得过天空吗？如果有一只鸟儿用天空的无垠来贬损你大海的美丽，你会高兴吗？你会移居到天空中去吗？大海的潮声日夜轰鸣，但你要知道，春天来临的时候，万千里地的田野里青蛙齐鸣，那可也是荡人魂魄的心灵交响乐啊。大海很广阔，在海边的居民心胸不仅要广阔，还要有赞美别人生活的善意心怀，只有这样，你走到哪里，哪里都是风景，别的地方人们会欣赏你居住的大海，却不会因为大海美丽而忽略自己所处环境中的安逸舒适。

    这段话一出口，这则古老的寓言，便一下子焕发了青春，仿佛从一位峨冠博带的白头老叟，转身一变成了翩翩然90后美少年。不必我在这里做过多分析，读者自然可以明白，如此重构之后，价值观自然完全不同。当然，也必须要说明的是，现代价值观的重构，并不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事实上，在每一篇“新寓言”的文末，作者都特别附上了原故事，既有古文今译，也有寓言出处。

    成年人给孩子写书，为什么难？并不只是因为成年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儿童有着很大差异，而是因为彼此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角度，有着许多不同。更重要的是，成年人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把过多的说教内容，硬塞到故事之中，造成儿童的排斥甚至反感。吴祚来的《新寓言》，虽然在个别地方，也存在这个“毛病”，但总体而言，他将新道理融入经典老故事的做法，值得推崇。

    给自己的孩子写书，又为什么会更难？那是因为，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字里行间的每一个或明显或隐藏的含义，都会影响孩子。要知道，孩子阅读由父母写成的书，其兴趣之大、印象之深、探究之细，会超过世界上所有伟大作家的总和。我能感觉出来，在写作《新寓言》时，吴祚来是小心谨慎的，又是饱含深情的，每一个价值重构的故事，都应该会经过他不止一次地爱抚。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只有敢把自己写的书，送给自己的孩子阅读的作家，才是最真诚的作家，其作品也最可信任。反之，那种从来不敢把自己写的书，拿给自己的孩子阅读的作家，是最不真诚的作家，也是最不道德的作家，其作品完全不可靠。这个最简单的标准，可以作为检验作家及其作品的试金石。

    给自己的孩子写一本有新意的书，难上加难，难在哪里？很简单，所谓“新”，自然是与“旧”对立的。在这个常识依然十分缺乏，并且极不受尊重的时代，求新谈何容易？更何况，对“新”与“旧”做出裁判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旦自己笔下的“新”，不但没有引导孩子走向真善美，反而陷入了假恶丑，贻笑大方不说，害了孩子可就罪过了。不过，吴祚来基本做到了“新”，尽管并非尽善尽美。

    当然，不可能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写一本有新意的书，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公共价值，即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每一位父母却一定会有能力，在给自己的孩子讲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之前，结合自己的阅历，先把它们通过脑子“过滤”一下，“过滤”掉那些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东西，如暴力、凶杀、色情、恐怖、报复、狭隘、血腥等，再尽可能多添加如爱、理性、宽容、智慧、善良、同情心、真诚等调料，之后才讲慢慢给孩子听，而千万不要只把自己当成故事的传声筒。只有这样，人云亦云的教育传染病，才有望减轻甚至消亡。因为，父母不仅是在给孩子讲故事听，更是在孩子的心田播下种子。

（完）

2009年3月5日凌晨2时05分写于北京，窗外正夜雨滴滴答

吴祚来著《写给自己孩子的新寓言》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