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出版界也要听令

曹保印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朋友，寄给我一本他们出版的新书《崩溃》，想让我写书评。书确是好书，我很喜欢，向读者做推荐完全应该。正所谓好书共读。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多读环保方面的经典著作，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拆开邮包，看到《崩溃》后，它却险些让我“崩溃”。这本旨在倡导环保理念的经典图书，居然是用塑料袋套封！所以，尽管是受朋友之托，我也不得不说，包装《崩溃》的塑料套封，让我感觉极其刺眼，甚至是无语的讽刺。

接下来，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发现书中其实不乏关于塑料污染环境的内容。

比如，在第十二章《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中，有这样的表述：“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城市都受到垃圾的围攻，以前大多是可以分解的残羹剩饭、尘土和煤渣，而现在则变成塑料、玻璃、金属和包装纸。”

又如，在第十六章《世界是一片圩田：这对当今的我们有何意义？》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更讲了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案例：“东南太平洋的迪西岛和奥埃诺岛，它们位于地球最偏远的一隅，距离最近的无人岛汉德森岛尚有 100英里……然而，根据调查显示，小岛上几乎每一码的海岸线上就能发现一件垃圾。这些垃圾必然从海上的轮船，或是几千英里外的亚洲和美洲等环太平洋国家漂流而来。最常见的垃圾是塑料袋、浮标、玻璃瓶和塑料瓶（以日本三得利威士忌的瓶子为多）、绳索、鞋子和灯泡……”

读到这里时，我就忍不住想：谁敢拍胸脯保证，包装《崩溃》的塑料套封，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也出现在这两个小岛的海岸线上？毕竟，中国正是环太平洋的国家之一。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它是不是极具吊诡味道？

从版权页上看，《崩溃》的首印数是15，100册。这也就意味着，与它同步出版发行的，还有15，100个塑料袋。这些塑料袋所起的作用，又完全是一次性的，即在流通过程中保护图书少受磨损。而不会像日常购物所用的塑料袋，还可以再用来装一次垃圾，实现有限的二次利用。

事实上，用塑料袋套封书刊，并非这一例个案，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现象。假如把给图书封面、封底过塑，也算作另一种形式的“塑料袋套封”，那么，在这种“现象”的前面，还需要再加一个定语“普遍的”。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套时代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共21种24本，每一本书都用塑料袋包装着。由于版权印上没有首印数，所以无法计算这套文集总共用了多少塑料袋，但我想，它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与《崩溃》包装所用的塑料袋一样，这些塑料袋也是一次性的。

我一向喜欢童书，可每次去书店，面对着很多同样用塑料袋包装的童书，总感觉十分别扭。对儿童来说，教育是潜移默化的，生活即教育。那么，面对这些用塑料袋包装的童书，他们又将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当他们的小手，撕下那些塑料袋，又随手扔掉时，一起被扔掉的，是不是还有正在萌芽的环保理念？

自从去年7月有了女儿，我开始订阅《父母必读》杂志。这份杂志据说发行量很大，但每一期杂志送到家时，也都是用一次性塑料袋包装着。这个塑料袋的作用大概有两个：一是保护杂志少受磨损，二是顺便加塞广告产品。以每年12期计算，每一个订户，每年就要因此多用掉12个一次性塑料袋。

也是在有了女儿后，家里开始定期收到广告类杂志，如《红孩子》、《丽家宝贝》之类。这些纯粹的广告类杂志，每一期也都用一次性塑料袋包装着。据说，它们的发行量也很大，因此，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量必然也不小。而当这些包装着杂志的塑料袋，进入千家万户时，随之而进入的势必还有对环保的理念淡漠。

从6月1日起，我国将正式实施“限塑令”。然而，对“限塑令”的关注，目前还仅限于商场、超市、菜市场等，还很少有人将目光投向出版界。可事实是，作为出版大国，中国出版界所使用的此类一次性塑料袋总量，很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此而带来的塑料袋污染程度，也必然可用“巨大”来形容。

鉴于此，对旨在保护环境的限塑，出版界不但也要听令，更应带起头来，严格执行。同时，监督“限塑令”实施的政府部门，也要尽快出台针对出版界的限塑措施，切实做到不让一个塑料袋与书刊同行。当然，假如出版界能进一步自觉做到不让一本“过塑书刊”上市，那就离“绿色出版”更近一步。 

（本文已经发表于2008年5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一版，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