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化蝶，行知困在哪里？

□曹保印

先算一笔经济总账

    1月5日，北京大兴行知学校法人代表、执行校长黄鹤，向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递交了学校停办申请，理由是行知学校办学5年来，共负债496，280元，且均需在春节前支付。这是北京市首所主动申请停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1月8日，当本报评论员前往采访时，学校已经被房东北京赛尔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停水停电。1月10日晚21时，黄鹤在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筹集到两笔捐款，学校很快就可以通水通电，但是，这两笔捐款还不足以偿还学校的总负债，学校困境尚未根本解除。

    从大兴行知学校提供的材料看，该校创办于2001年7月13日，在2004年10月18日获得办学许可证——这一天，正是教育家陶行知诞辰113周年纪念日。这就意味着，大兴行知学校成为北京市惟一一所合法的、全部由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和志愿服务创办起来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学校现有在校师生近1200人，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5年来，共接收4000人次农民工子女在校就读；学校拥有学生图书4万册，教师图书3万册，教学光盘1000套，在中国农民工子女学校中第一个实现网络化教学，所有教室和教师办公室都接通了国际互联网；在54名教师中，1人拥有博士学历，2人拥有硕士学历，35人拥有本科学历，其余为大专和中专学历。

    大兴行知学校的收费标准，与普通农民工子女学校相比，平均高出约100元，即幼儿园450元/学期，小学500元/学期，初中680元/每学期；此外，代收纯净水费每人32元/学期，坐校车的学生每人另收250元/学年。大兴行知学校副校长石五林表示，在稍微正规一些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每学期只要招到350名学生，就可以实现营利。黄鹤在接受本报评论员采访时也承认，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如果大兴行知学校实行营利性办学，每年可以实现营利20万元。

    截至目前，大兴行知学校的经费来源有三个，即学生缴费、社会捐助、政府支持。办学5年来，学校曾四次被关闭，五次搬迁，接受海内外1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个组织近5000爱心人士的捐款捐物和志愿服务，其中捐款1584，098元（包括教育研究经费40万元），捐物以原值计算折合870，949元（包括大兴区教委资助的价值262，996的教学设备），以及没有计算价格的旧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志愿服务3000人次。

    而学校之所以出现496，280元的赤字，从停办申请书上看，主要是以下五个原因：第一，教师工资比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高出一倍多。前者平均工资为1450元，后者平均工资为700元。第二，房租过高。学校占地7200平方米，年租金30万元，且每年以2.5%—3%的比例递增，租期10年。第三，水电费过高。大兴区居民和学校用电是0.49元/度，但房东向学校收的电费价格是1.5元/度，水费是4.3元/吨。第四，补贴校车费。虽然向坐校车的学生收取了250元/学年的费用，但学校每年还是需要补贴18万元。第五，救助学生。5年来，学校共救助学生880人，减免学费246，640元。

    截至1月10日，大兴行知学校所欠款明细单如下：水电费10000元，食堂米面27000元，供暖用煤18000元，补贴校车费30280元，教师工资230，000元，食堂煤气15000元，教师保险4700元，电话上网费4300元，学生书费100，000元，借教师个人款57000元，合计496，280元。

较大赤字到底因何出现

    在采访中，无论是黄鹤本人，还是大兴行知学校的其他主要领导，都比较强调学校的“非营利性、公益性”性质，以此区别于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同时，这也成为他们解释学校出现较大赤字的理由之一。

    而早在2004年4月14日，行知学校就曾因拖欠7万元房租，面临过被封校的危险。在同年5月24日播出的央视“面对面”节目中，因此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记者：有没有因为你的经营不善，才造成那么大的亏空。黄鹤：不存在经营不善的问题，如果管理不善，或者是别的原因封掉了，那是应该的。”

    此次，当本报评论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黄鹤同样否认存在经营和管理不善的因素。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宝元并不这么看。

    李宝元认为，“行知学校欠费的原因，无不属于有效组织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层面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等一系列领域的基本经营战略和管理策略。教师工资为什么要比一般农民工子女学校高一倍多，而不是两倍或20%？这个标准是怎么确定的？校车补贴是否合理？房租和水电费高，明知是陷阱，为什么还要往里跳？这些不是经营管理的问题，又是什么？非营利性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不是说就不算经济账、不搞成本核算，不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以上问题，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无不是由于黄鹤只有教育家的理想，而欠缺职业经理人基本经营管理理念或策略造成的后果。”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也认为，“为实现一个好的理念，也需要量入为出，搞成本核算。”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同样表示，“作为民办学校的管理者，要拥有创新思路，去争取和挖掘资源，因为办陶行知理想的学校、办公益性学校，这本身就是挑战。校车补贴的经费可以技术性减少，校舍的问题也可以协商。”

    作为长期从事公益活动的资深志愿者，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苏雨桐则认为，“学校所谓的欠费原因，只是表层现象，因为你既然定位于不适用于市场原则的公益项目，你就无法要求利益相关方按市场规则支付费用，也无法强求社会拥有一定资源者支持你的公益事业。这些问题，在运作一个公益项目之初，就应该预见到风险并设定出规避风险的办法。对一个公益项目的评估，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可持续性，包括政策的支持、资金来源的保证等。如果把这些浅层的原因作为行知学校停办的理由，只能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公益项目。”

    从这些观点来看，管理上的不尽完善，也许真的是大兴行知学校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在接受本报评论员采访时，黄鹤也承认，自己在学校的经营管理上存在着缺点，一是对计划的执行力不够，二是缺少社会企业家的精神。不过，他表示，自己正在努力改正，比如，创办营利性的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心之光培训中心，以其作为行知学校今后稳定的经济来源之一。

    然而，黄鹤同时表示，即便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继续存在，如果学校所在地政府能够在政策的实施上一碗水端平，公平对待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学校，行知学校也不会在5年内积累496，280元的欠款。黄鹤算了这样一笔账：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这一《意见》，“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从2003年起，大兴区以每个孩子每年220元的标准，为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补贴经费。除了这部分公共经费补贴，公办学校每收一名农民工子女，每年还可以获得每人200元的补助。如果这些补助和补贴也能够发给农民工子女学校，以行知学校1200名学生计算，仅仅一年就可以获得政府支持504，000元。这笔钱，把5年积累的欠款还完，还略有赢余。一年如此，何况3年？即便因为农民工子女不是北京户口，可以不享受每个孩子每年220元的公共经费补贴，仅仅享受每个孩子每年200元的补助，3年下来，行知学校也可以获得72万补助，还清欠款，还能赢余20多万元。

健全政策法规才是根本保障

    应该说，黄鹤所言不无道理。然而，这个不无道理的道理，却很难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在接受采访时，黄鹤表示自己真心感谢大兴区教委对行知学校的扶持，比如资助了价值262，996的教学设备。然而，仅仅如此，还并不够，农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毕竟，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在得知大兴行知学校申请停办的消息后，正在国外考察的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非常痛心，认为这是行知学校的万般无奈之举。

    信力建说，“《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明文规定了各级政府对民办教育赋有大力支持、积极鼓励的义务。但是，这部法律并没有对政府应尽义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做出明确详尽的列举，以致于有些地方政府仅将此作为挂在口头上的道义义务，口惠而实难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法律的一大缺憾。以大兴行知学校申请停办而言，当地政府就有许多闲置资源，如学校这块物业，为何不拿出来支持民办学校呢？而事实情况却是，这块物业是辛店村承租给私人房东，私人房东又高价转租给学校的。教育立国的理念，对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来说，还仅是一种时髦的观念，并未真正把它放在心上。”

    信力建同时表示，“现在，民办教育可以说还处于‘三无’状态：无公共政策支持（或说虽有而不到位，有等于无）、无完善的金融体系提供资金供给，无NGO组织的支持，这‘三无’造成了目前民办教育发展步履维艰。 而让民办教育走向‘三有’的前提是，各级政府应该以实际措施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提供公共财政政策等支持，不能只当裁判与规则的制定者；而完善的金融体制，是提供融资引资的有效渠道；发挥各种NGO组织的作用，则可以在社会分工不细化的条件下，尽可能发挥其对整个社会实施教育功能的网络作用。”

    其实，对《民办教育促进法》本身，黄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部法律出台的动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主要是为了管理贵族式的民办学校，因此依据的是贵族式民办学校的实际。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子女学校大量出现，因为这些学校完全是义务教育，所以，法律的规定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对这类学校的扶持上，给予政策倾斜，比如在水电、交通、税务等方面给予优惠。

    然而，就目前而言，在黄鹤所列举的这些方面，农民工子女学校不但很难享受到政策法规的优惠保障，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像大兴行知学校的水电费，当地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利用行政手段，依法要求房东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而不能任意加码；而对房东随意停水停电的现象，更可以本着从大局出发的原则，妥善处理好，给学校一个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

    同时，黄鹤认为，政府也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降低门槛，建立标准，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比如，北京市政府规定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申请到正式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法定代表人必须有北京市户口，有50到1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具备200米跑道的操场等。这对众多不断漂泊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来说，一是没有钱可投，二是投了也可能因搬迁而白投。因此，可行的做法应该是，除校舍外，打工子弟学校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按农村义务教育标准执行，教师要有资格证或接受相关培训，校长也要进行资格认证。教育经费则要由教育部、财政部等宏观部门协调，因为即使是北京，任何一个区县都没有财政能力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

    关于健全政策法规，程方平表示，“对各类民办教育的不公平待遇到处可见，但这是不良的现象。在这方面，政府主管和督导部门可以出面协调，至少争取一视同仁。比如，近年来被政府临时关闭的学校，可以低价出租给学校。政府要感谢农民工子女学校为政府承担了风险，因为一旦今后学生数减少、民工子女数量下降，首当其冲的风险仍落在这类学校上，政府主管部门——不只是教育，也包括民政、慈善、社会保障、安全、工会、妇联、团组织等应该承认、理解和支持这类学校所做的贡献，而不是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

    政策法规的制度性保障，才是最稳定的保障，也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作为社会过渡性产物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才能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杨东平就认为，他“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建议，主要是改变政府现在以堵为主的思路，采取疏堵结合的方针，使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化，纳入政府管理，提供服务，帮助他们改善条件和提高质量。从实际出发，应当把此类学校作为特殊的民办学校对待，即所谓‘简易学校’性质的认定和管理。”

公平的教育不等于教育的形式

    在接受采访时，黄鹤一直强调，自己创办和艰难维持大兴行知学校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基本保障教育公平的路来。他说，大兴行知学校的办学模式，代表着农民工子女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学校，其他普通农民工子女学校是第一代。

    那么，大兴行知学校的办学模式是什么样的呢？黄鹤表示，大兴行知学校是白手起家，零成本办学，全部依靠海内外的爱心力量作支撑。虽然向学生收费的学费相对较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也相对较高。从本报评论员对其他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考察看，无论是从教育教学设备、教师的学历构成，还是从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师资力量培训等，大兴行知学校的确略胜一筹：中学生郭少欢当选2004年雅典奥运会火炬手、2005年“北京市十佳少年”，黄鹤当选为中国教育报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人气校长”，学校被评为“北京市民满意学校”。

    大兴行知学校将自己定位于“非营利性、公益性”，并始终强调这一点。办学5年来，学校总共救助学生880人，减免其学费246，640元。黄鹤也特别强调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他认为，教育公平不仅是农民工子女有学上，更主要是教育标准的公平。农民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合格的、标准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而其中，教师素质是根本保证。合法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也应是人民教师，应享受公平的教师待遇，不能因为他们是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就低人一等。相反，他们更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远不如公立学校优越。

    大兴行知学校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确很艰苦。本报评论员在学校采访时，因为停水停电，教师们已经两天没有洗脸刷牙。他们的住宿条件更是恶劣，四五位教师住在一个房间里，因为门窗封闭不严，屋子里尤如冰窟。一位女教师说，他们吃的馒头硬得像砖头，大多数时候，吃的菜都是土豆、白菜，很少能够见到肉。一位男教师则说，自己在大兴行知学校过的是“苦行僧”生活。

    即便如此，本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的办学理念，学校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性地组织学生外出参加活动，比如参加文艺表演，参观长城、故宫、博物馆，以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而每次免费组织这样的活动，学校都要贴上一笔钱。后来，因为实在无力承担这笔费用，只好在征求了学生的意见后，每次再组织类似的活动，就象征性地收取学生一些费用，一般是两三元钱。

    对黄鹤的做法，专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杨东平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按非营利模式来运行，本来是很有价值和创新的，以别于目前大量营利性的学校。当然，营利性学校也有其社会价值和功能，如同民办学校也允许有合理回报。但是，如果说是由于非营利、公益性而导至破产，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东城区百年职校也是此定位，而国外的私立学校基本都定位为非营利性质。非营利机构也有经营之道，包括筹资能力、成本控制等等，很具体。我认为他经营过程中的细节，房价、水电费之类并非特别重要的问题，不独是他一家所面临。”

    程方平则说，“首先要分清什么叫‘公益性’，是慈善吗？免费吗？公益是需要资本支撑的，这类民办学校的运转，是需要硬邦邦的经费做支撑的，没有经费，一切将化为乌有。因此，不必过分强调‘公益性’，而应强调配合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难题，因而需要政府理解和帮助。这类帮助的标准可以协商，我个人觉得，对政府部门来说，这是在解决问题同时规避政府风险的可选方案。

   “而是否受到好的教育，标准并不在花钱多少，用钢琴培养的音乐素质，用笛子、二胡也能培养。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剪报办自己的‘博物馆’，如果参照条件好的学校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必然走入死胡同。因而，行知学校应有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行知学校比起某些农村孩子家乡的学校已经很好了，关键是办出自我，办出穷国办大教育的气魄和特色。”

    苏雨桐表示，“公平的教育不等于教育的形式，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存在地区不平衡带来的差异，如果刻意强调平等，注重了形式，反而有拔苗助长的效果。

   “在城市环境中强调的素质教育内容，诚然对孩子开阔视野有很大作用。可是，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孩子来说，从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到城市的学校，就如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这里有与他成长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积淀，对他来说，一定会有逐渐适应的过程。一个公益学校，教育的宽度很重要，但长度才是更应重视的根本，让公益学校的物理生命更长，精神生命也会更长。

    “这里面其实不存在很大的矛盾，因为目前价值的单一，很多人误认为，城市中素质教育的内容是优越的、先进的。其实，不同的土壤里会有不同的教育内容，比如，农村孩子天然的对自然的感悟，对土地厚重文化的敏感。这些与参观博物馆得到的知识相比并不逊色。所以，这里不需要刻意调解这种所谓的矛盾”。

破茧化蝶，行知路在何方

    而今，虽然依靠少部分捐款，大兴行知学校的水电已经通上，但是，它依然没有能够走出大的财务困境，巨额欠款依然压在黄鹤的肩头。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理顺一些关系，不彻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适当降低较高的房租、获得政府适度的财政补贴、在办学中享受政策合理的优惠等，那么，大兴行知学校将依然会始终难以摆脱团务困境，而且很可能会越陷越深。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破茧而出，化蝶轻飞，将是摆在大兴行知学校，也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显然，要给这道难题求解，政策法规的支持，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这就有必要结合社会实际，考虑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扶持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尽可能将原则化的内容具体化，以加强可操作性。同时，要真正严格落实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使其切实落地生根。

    200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要制定规章，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要工作内容；要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地方政府真正严格依据该《意见》行政，大兴行知学校所面临的难题，基本上就可以化解。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虽然大兴行知学校迫于财务压力，向当地政府部门递交了停办申请，承办人员也表示“特别震惊”，但是，这个申请并没有被批准，而黄鹤也没有够获得政府部门的财务支持，他拼命想保住学校的办法之一，就是四处“化缘”求救。然而，“化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它也许可以救得了学校一时，却很难救得了学校一世。要想保持学校的稳步发展，就必须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可以说，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了。

    而眼下，在政策法规一时难以健全的背景下，大兴行知学校路在何方？

    黄鹤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办家政服务公司和家政培训中心，这就是他新近创办的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心之光培训中心。参加培训的学员，培训时间为3个月，学费标准是1200元。因为培训中心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招收的学员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下岗职工，所以，包括学费、生活费在内的学员培训费用，都将在学员毕业上岗之后再行支付。按照黄鹤的说法，因为中国的家政服务业是个大市场，所以，一旦培训中心的毕业学员有了一定规模，行知学校也就会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而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表明黄鹤已经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作为“社会企业家”的能力。

    专家们也根据大兴行知学校的情况，结合中国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现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化解学校财务困境的建议。

    李宝元认为，“要化解这样的危机，短期内可以靠媒体力量，引来慈善捐助或政府扶植度过难关，但长期来看，必须在完善组织运营模式和规范管理机制方面下工夫，使校长既具有‘教育家’的风范，又具有‘社会企业家’的才能，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再造，使学校走上非营利性组织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之路。”这个建议与黄鹤自己的努力，不谋而合。

    程方平表示，大兴行知学校要想从困境中走出来，“首先要理一理最基本的关系：从包括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儿童保障法等相关的法规中，寻求支持的依据；审视学校自身的发展定位和战略战术是否正确，如何更准确、更科学地确定学校的效率目标和特色；对资源、管理、经营等，全部争取社会支持理解的做法是否得当、有效和可持续；如果学校领导不懂得经营，不能在5-10年内改变租房办学的被动局面，或者不能将房租负担减少到年总收入的20%以下，则倒闭是早晚的事。即便是当年陶行知先生在农村办学时，也知道计划购置房产、拉赞助置办设备和校田等，办学并非只是教书，办学者需要综合素质；政府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该以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支持这类学校，在这方面，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做法值得北京借鉴。”

    苏雨桐建议，大兴行知学校要学会“重视市场对教育压力的分担作用，考虑基础教育以外的市场运作；重视NGO在教育方面的补充和开拓，可以将一部分教育职能交由NGO来运用民间更灵活，更现实的方式运作”。

    农民工子女学校，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其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都是巨大的。这一点，已经不言而喻。因此，积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扶持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如果大兴行知学校能够在各方面力量的帮助下，尽快化解自身的财务危机，走出眼下的困境，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道路来，破茧化蝶，翩然轻飞，而不是困死茧中，生命夭折，那么，这不但是大兴行知学校之幸，也是中国教育之幸。期待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