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一个生命的道德成本有多高？

       夏日临近，又见溺水。这一次的溺水者，是在5月26日夜里的昆玉河。《京华时报》的报道说，让人们感到揪心的是，落水呼救10多分钟后，打捞队也随后赶到。但在打捞费用上当事双方发生分歧。打捞队开价5000元，而现场的人总共凑了4500元，商讨了半天，对方一直不同意。最后，打捞队离开了现场。溺水死亡的甘某在4个多小时后被捞起。

       近年来，此类事件屡见不鲜。有旁观落水若无其事的，有风雪夜从病人身边扬长而去的。这些看客和讨价还价者中，有普通公众，有国家机关公务员，甚至还有救死扶伤为本职的群体。此类事件的频发导致了社会心态的恶性循环，人们漠然于。甚至在媒体报道中的版面，也从重点变成一般，从头条变到二条、三条乃至从报端消失。

       当然，我们可以再一次像以往那样，谴责这些为了数百元打捞费而妄顾生命的打捞队员。我们也愿意一再重申生命至高无上，尊重生命是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信仰。但是我们更想说的在于，道德责任对于视人命如草芥的某些个体来说，究竟有多沉重的压力。为了500元，可以放任一个生命在困境中死去，

       基于今天市场经济越来越强大的威力，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这些传统价值都在悄悄发生重构；也基于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救人者和被救者之间当然可以达成经济上的协议。这种改变可能有我们无法理解的合理性。但是社会的道德沦丧，实际上恰恰体现在那讨价还价的500元上。有人可以因为少500元，就“坦然”地放弃需要救助的人。这至少说明，对他们来说，生命和道德的价格不到500元人民币。我们不妨问一问，打捞队救一个落水者的经济成本有多高，挽救一个生命的道德成本又有多高。

       或许从新闻字眼上判断，这件事情有一个未能说明的地方。那就是在打捞队到来的时候，溺水者已经死去了，打捞队和死者的朋友只是在打捞尸体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道德责任差异。今天社会中不乏冷漠自私，利欲熏心甚至“发死人财”者，甚至我们很难在善良和无良之间，划分出一个让我们还能放心的比例。这才是最让人们悲哀的地方。

       因此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某些人因为经济利益，而无视生命的安危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一再通过舆论的谴责和呼吁，来唤起某些人的良心发现。这种办法在经济利益大行其道的社会中，实在是太脆弱了。救人有功，但是不救人是不是有过。法律界对此或许有他们的看法，但是目前社会道德的困境恰恰在于，道德只对那些讲道德的人有效，而对于不道德的人来说作用微薄。

       当下人们流行的是强调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善恶自然有个说法。但是如果说法治是一个社会的筋骨，那么道德就是这个社会的灵魂。有筋骨无灵魂的社会等同行尸走肉，必然缺乏对于真诚、善良、美好的判断力，也不可能具备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挽救一个溺水者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在挽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命。而法治和道德之间的彼此孤立，恰恰造成了人们面对不道德者的无奈。难道对于眼睁睁看着溺水者死去的冷漠者，我们的法治精神就真的失语了吗？

一个年轻的生命又消逝了，这时候回头来大声疾呼的一切其实都已经不能挽救无辜的生命了。我们每每说，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是每每发生的，却总是同质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无辜生命的消逝而不作为者，不仅仅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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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一个生命的道德成本有多高

    夏日临近，又见溺水。这一次的溺水者，是在5月26日夜里的昆玉河。有报道说，人们呼救10多分钟后，先是警方到场，打捞队也随后赶到。但在打捞费用上，当事双方发生分歧。打捞队开价5000元，而现场的人总共凑了4500元。最后，打捞队离开了现场。

　　近年来，此类事件的频发，导致了社会心态的恶性循环，人们对此普遍态度漠然。

　　我们也许可以像以往那样，批评这些打捞队员，也可以重申尊重生命是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但是，对打捞队员的批评，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在这件事上，人们要拷问的是，警方有没有承担救人的责任并尽职尽责？在溺水者身亡后，政府需不需要承担在公共场所打捞尸体的职责，或是最大限度地给予相应的救济？

　　基于今天市场经济越来越强大的威力，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这些传统价值，都在悄悄发生重构；也基于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救人者和被救者之间，当然可以达成经济上的协议。但是社会的道德沦丧，恰恰体现在那讨价还价的500元上。我们不妨问一问，打捞队救一个落水者的经济成本有多高，挽救一个生命的道德成本又有多高。

　　或许从新闻上判断，这件事情有未能说明的地方。那就是在打捞队到来时，溺水者可能已经死去，打捞队和死者的朋友，只是在打捞尸体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道德责任差异。因此，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某些人因为经济利益，而无视生命的安危存在时，或者无视人类生命的尊严时，是不是只能一再通过舆论，来唤起社会的良心发现。

　　当下，人们流行的是强调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善恶自然有个说法。但是，如果说法治是社会的筋骨，那么道德伦理就是社会的灵魂。有筋骨无灵魂的社会等同行尸走肉，必然缺乏对真诚、善良、美好的判断力，也不可能具备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挽救溺水者的生命，不是小事。打捞溺水者的尸体，也不是小事。

　　这是在挽救社会的道德生命，也是在挽救社会的伦理生命。

　　一个年轻的生命又消逝了，这时候回头来大声疾呼的一切，其实都已经不能挽救无辜的生命了。一个溺水者沉在水底的尸体，又在金钱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每每说，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是每每发生的，却总是同质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无辜生命的消逝而不作为者，不仅仅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既然如此，那么，谁更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2004年8月，北京市公安机关曾正式决定，警方此后不再负责民事尸体打捞，一律交由潜水俱乐部负责。从此，民事尸体打捞完全成了市场行为。然而，由此却牵出一个悖论：如果打捞费用过高，致使一些弱势者承担不起，那么，是不是沉在水底的尸体，就不再打捞了？显然，无论从人类的道德伦理，还是从社会的文明需要，都不允许这样做。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尸体打捞的公共服务性质。在这一点上，期待政府有所作为并且强力而为，弥补这种公共服务的缺位，以此减少此类伤害公序良俗和人类情感的事情发生。比如，由政府出资建立公益性质的打捞队，以免费或低廉的价格，提供打捞服务；或者，由民政部门对贫困溺水者家属予以经济上的救济等。在民事尸体打捞三年市场化之后，从现有的发展势态来看，回归其公共服务性质，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