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 尼

　　在这个小资读物一片泛滥的年代，曹保印以其赤子情怀和报人良知捧出了《草根儿》这本浸染着泪渍的当代社会文本。这是曹保印在《直击中国教育底线》、《千万别教坏孩子》之后对当代社会问题思考的继续。阅读曹保印的书时，《草根儿》里那些生命的贫穷、不幸一度让我的视线潮湿、模糊起来。

　　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失重的时代，历史或历史话语的威胁似乎逐渐不再使被商业文明的华丽幻觉覆盖的灵魂继续感触，伪叙述和伪抒情的阴影日渐浓重。正是在这样高度“赶潮”的大众文化环境中，《草根儿》以其清醒质朴的草根叙事成为揭示中国三农问题的独立创作脚本，用高贵的人文力量去撼动公众的价值理性和良知底线。在我的意识里，这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读本，这更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书。对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读者来说，《草根儿》里揭示的那种恶劣、苦难、无助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不可思议的，是离他们遥不可及的。

　　这部写实主义作品是通过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蚂蚱的视野展开的，那种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生活流”情节串联着一个丰富的、全景的、缜密的整体叙事，作为读者，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叙事之下沉思一系列由“三农问题”引发的社会阵痛。蚂蚱，一个10岁的被迫辍学的孩子，他的心灵承受的一定是超出一个成年人想象的重负。从众乡邻辛酸的背井离乡到进城汽车上被骗，从垃圾箱里捡废品到在恶劣的饮食卫生条件下打工的乡亲集体食物中毒，从搬进家徒四壁的小工具房的新家到这间不能遮风挡雨的破屋最终变成母亲的葬身之地，生离死别、一贫如洗，命运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是过于薄情寡义了。他不能明白，是谁给了他这样不公正的童年，就像没有人告诉他：“秋后的家那么好，爸爸妈妈和三虫儿的叔叔他们为什么非得出来打工？”

　　蚂蚱父亲和他的乡亲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公正、健康的生活的争取和抗争，他们保存着那种来自中国乡村社会的朴实人性和中国农民的忍性韧性。即使他们发现，从走进城市的第一天起，就有无耻的骗子在汽车上串通一气用假美元骗他们，就有黑心的包工头诱骗他们去当高危的黑窑工，秋后的农民们依然没有改变对城市人的信任，没有把一次次的失望和愤怒转化为对城市的仇恨。在《草根儿》里，“穷帮穷”的相濡以沫的乡邻式关怀成为他们活下去的情义力量。

　　菊儿，这个师范毕业在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却因乡镇发不出工资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的女孩，像一棵坚毅的春草，蕴含着平凡的愿望和高贵的理想，挺立在她的父老乡亲辛苦谋生的工地上，为筹办民工学校而奔走，让蚂蚱和更多的失学蚂蚱回到课堂，用知识改变命运，重获生活的尊严。尽管这种奋斗的希冀里注定要蕴含着更多艰辛的挣扎和严酷的现实。但作者在这里提供了这样一种中国红的意象：“此时，太阳已经悄悄接近了地平线，一片吉祥的红光，把旧厂房、站在旧厂房里的所有人以及旧厂房不远处的城市的高楼大厦，甚至整个大地，全都染成了美丽的红色。这种红色，是典型的中国红，它暖暖的、柔柔的、润润的，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也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在这样的中国红里，即便是泪水，也会变成像珍珠一样无比美丽。此刻的蚂蚱，已经完全陶醉在了这片中国红里，他的眼睛是那样亮，就像变成了珍珠；他的脸蛋是那样红，就像一朵盛开的月季花。”

　　在曹保印做客搜狐的谈话中，他期待小读者们“睁大自己的眼睛、放大自己的耳朵，去看一看真实的故事，去听一听真实的声音。流泪和震惊，会让你变得更自信、更独立、更坚韧。”新富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将在多年以后的未来社会中相遇，他们必须彼此敬爱，而不能彼此仇恨，富人的孩子只有获得一个丰满、真实、完整的认知，才有可能懂得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的人格才有可能健全发展，他们所优先获得的财富才可能转化为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才可能用体恤和拯救的情怀去帮助蚂蚱那样的孩子，才可能消灭贫穷和不公正。这是我所理解的这本《草根儿》写作的全部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