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自小在城里长大,直到文革后期到农村插队落户,对农村的孩子怎样读书,怎样生活并不了解,一是因为当时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永远是光明面;再就是自己的麻木和漠不关心——以为自己该关心的只是全世界三分之二尚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现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类似于蚂蚱这样的事多了起来,自己也知道了更多更悲惨的故事,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状态的麻木与漠不关心之中。在作者的提醒下,我能作些什么?这会始终是一个问题。
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自小在城里长大,直到文革后期到农村插队落户,对农村的孩子怎样读书,怎样生活并不了解,一是因为当时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永远是光明面;再就是自己的麻木和漠不关心——以为自己该关心的只是全世界三分之二尚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现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类似于蚂蚱这样的事多了起来,自己也知道了更多更悲惨的故事,但我怀疑自己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状态的麻木与漠不关心之中。在作者的提醒下,我能作些什么?这会始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