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草屋”

（笔者日记中记录了儿子出生时的体重与时辰）

（47年前妻返回农场的火车票）

我与妻喜结良缘是在1976年10月。我俩回沪成婚，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假期”后便返回嫩江县鹤山农场（原兵团四十五团）五连连队。

日子过得飞快，眼看妻即将临盆。我是心急如焚，几乎天天找连长要房，好说歹说连里总算拨给我们一间老职工刚搬走，连门板都已卸掉的“小草屋”——一间酷似洪荒时代穴居人遗留下的“屋”，如果还可以算“屋”的话！剥落的泥墙，塌陷的火炕，倾斜度大于比萨斜塔的烟囱，以及让我这高个必须弯腰躬背方能挤进的门！

是的，尽管破败如此，但我与妻仍欣喜若狂，毕竟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有了一间可以挡风御寒的“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有了“小草屋”后，我俩决意要使它焕然一新。于是妻怀着将出未出的“他”，攀上爬下，忙着刷墙、糊窗纸。我拿着泥刀，抹外墙、扒火炕、掏烟囱，忙得不亦乐乎。我的学生（那年我在连队教书）闻讯后，用板车为我们拉来一车树枝，在屋外四周筑起了篱笆。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便搬家。所谓“搬家”，其实也就是把我俩从上海带来的有限家当凑合在一起——一只碗橱，两只樟木箱，三四条被褥而已。我从学校搬来两只课桌权充饭桌。当我们打开樟木箱，取出从上海带来的结婚用品，小草屋里便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

为庆贺有生以来第一个“家”，我还特地从知青宿舍拧来一只一百瓦大灯泡。刹那间，小草屋里一片大光明，蓬筚生辉，不是“婚房”亦聊胜婚房啊！从此以后，我与妻便打柴、挑水、做饭、养鸡……在小草屋里开始“两人世界”的新生活！

妻距离预产期不到一个月，我所在学校学期又尚未结束。为着生育安全起见，经商量妻不得已独自回沪待产。

1977年7月13日13时许，妻在静安区中心医院顺利生下儿子。7月18日我接到妻的电报：“13日生男”。我闻讯大喜过望，奔走相告，并立马去连队小卖部买了两斤“高粱饴”，于学校办公室同事和连队好友散发喜糖。

三个月后妻又一路不顾车马劳顿独自怀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了连队，回到了小草屋。小草屋里顿时洋溢着新生命的活力！

北大荒的冬季零下二三十度是常态。因为我俩都要上班，上班前我便把儿子用毛毯裹得紧紧的，抱他到一位东北大娘的家里，托付她照看。下班后，我俩便忙着做饭、洗涮、挑水，一刻也不停。碰到给小家伙擦身洗澡，两人更是手忙脚乱。

一次，怕儿子着凉，我把炉筒子烧得通红，可反倒让儿子感冒了。晚饭后我赶紧去叩开连队卫生员的家门，给儿子打了一针庆大霉素，所幸第二天便退烧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给儿子洗澡，我都让妻子抱着儿子在屋外静候，直到我烧热坑，烧好水，屋里暖融融的才让他俩进屋。

恢复高考后，1978年3月我入读大庆师院。小草屋里便只有他们母子俩了。间或我也会乘着学校放假，回小草屋温暖过几回，但已是“来亦匆匆，去亦匆匆”了。听妻说，小家伙自我走后，日长夜大，满炕乱爬。妻做事时，怕他从炕上摔下来，便用一根绳拴住了他，我闻之是心痛不已。直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小草屋”一直是我们三口之家的栖身之所。

岁月如流，往事如歌。二十年前曾有荒友来沪旅游相聚。席间我问起五连的“小草屋”是否还在？荒友笑着说：“早拆了，连队已盖起了两层楼的小别墅。”我听了是一声叹息：“噢——”

但我脑海中的“老照片”却永不褪色。那可是我与妻用自己的双手，全部的爱意搭建起来的——我们心中永远的“小草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