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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编辑部是最‘牛’的编辑部。”60多年后,老编辑王梦岩还这样得意地说。那时编辑部刻了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的公章,可以到处约稿、组稿,所到之处都是一路绿灯。编辑们可以直接与高级将领对话,包括去他们的家,就是去元帅的家也管用。只用自报家门我是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的,后简称是三十年的。有一次,编辑张麟跟总政肖华主任去云南出差,肖华一路见人都介绍,说张麟是三十年的。
王梦岩提到,最初大家其实对军史了解很少,包括他自己。“除了请教过党史和军史专家,很多题目是和首长们谈出来的。”编辑丁芒说,《星火燎原》每册针对重大历史阶段都有一篇概论性文章,必须请某一方面军的领导亲自挂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中,最重要的是秋收起义,由于罗荣桓当时是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期间他是鄂南通城一带农民起义武装的连队党代表,从头到尾参加了秋收起义,又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搞政工的,所以秋收起义就去找他。”
丁芒没想到看起来沉默寡言、公务繁忙的罗帅对《星火燎原》异常重视。1958年底中央政治局在成都金牛洞召开扩大会议,罗荣桓提前通知丁芒一同前往。“我从他家一同前往机场,和罗荣桓、萧劲光同机前往西安,几天后再和罗帅一家乘火车前往成都,住在成都军区招待所。”丁芒说,罗荣桓带他去为在路途详谈有关秋收起义的文章。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起,一直谈到长征和解放战争攻打锦州。到成都后罗荣桓白天开会,丁芒见缝插针找成都二方面军的将领,对贺炳炎、黄新亭等人采访,与罗荣桓的详谈一直持续到会议后乘船前往武汉。
和罗帅同船的丁芒有一天突然被罗帅夫人林月琴叫去,原来罗荣桓突然想到三湾改编之后的一个历史细节——毛泽东在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突然遭挨户团袭击而分散撤退的过程。部队在艰苦的行军中,有人灰心,有很多人开小差。一个战士发现逃跑的老百姓家有一锅糯米饭和剩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着吃完后,第一个站在打谷场上,请连长集合点名,重整士气。这个小小的细节最后被插入口述中。
王梦岩介绍,他去新疆组稿,约新疆军区司令员、原红二兵团师长郭鹏写文章,郭司令开始不接受采访,不让王梦岩进办公室。说:“我一天到晚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写这玩意。” 王梦岩反复地跟秘书讲,也无济于事。他只好打电话给编辑部负责人黄涛汇报,说自己完不成任务了。黄涛对王梦岩说:“你让郭司令给肖华主任打个电话。”这一招果然凑效。郭司令不仅接受了采访,而且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把王梦岩找去,吃饭聊天两不误,最后谈出兴趣来了,不仅白天谈晚上也谈,有时还谈到半夜。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郭司令抄起电话,半夜打到南京军事学院,把正在那里学习的成钧从学员宿舍叫醒。王梦岩他们要回北京了,郭鹏硬是不让走,说:“肖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好,我还有好多事情没说呢。”又把他们留住了。回北京的时候,郭鹏不让王梦岩他们坐火车,结合训练用飞机送他们回来了。王梦岩说:“那个时候编辑中间这种事很多,都是黄涛一手操办的。”王梦岩还记得,1958年,他去采访谭震林,黄涛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王梦岩介绍谭震林的情况,要谈什么内容,那些深谈,那些问题怎么问,都做了具体交待。去了以后,谭震林非常高兴,说:“我晚上上床睡觉之前,都要手不释卷地看《星火燎原》。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呀!”谭震林除了完成自己的写作外,还对整个《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说:“从我军历史看,现在四方面军将军最多,在红安县一个县就出了200多个将军,你们搞征文,一定要反映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不能不写,不能因为有张国焘就不写。”
最难考证核对的是有关毛主席的文章,对这方面的稿件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浏阳遇险》一文就请示了谢觉哉,谢老批示:“这个故事是毛主席闲谈中告诉我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一稿送胡乔木审阅,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并指定留待《人民日报》“八一”那期刊登。邓子恢为写一篇闽西斗争文章,事先写了提纲,并亲笔画了一份“闽西地区地形图”送给编辑部征求意见。
罗荣桓元帅长期负责军队政治工作,还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听取编辑工作情况的汇报比较多,做的指示也多。他和编辑部一位编辑长谈两次,谈到党史、军史上许多主要问题。一次谈到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应如何认识,谈到农民武装、俘虏政策、游击战争、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等重要问题;一次谈到了五次反“围剿”、宁都会议、抗日先遣队、长征、遵义会议和七大等历史事件。他还谈过那些文章应该请谁来写。关于辽沈战役的谈话时,罗帅反复强调了要写毛主席,黄涛照他的指示办了,但对于谈话的深意并不了解,直到1971年林彪阴谋败露,乘飞机WAI TAO后,黄涛才理解了罗帅讲话的深意。1958年罗帅已身患重病,还亲自用毛笔给编辑部写信,在他逝世前两年还为编辑部审稿。
1958年《星火燎原》第一集付印前,总政谭政主任让黄涛到他住处汇报了编辑工作情况并看了书的封面,后来在编辑部的书面报告上批示:要少而精。根据这一指示黄涛又修改了全书的编辑计划,篇幅大约减少了一半。1960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总政傅钟副主任管过编辑部的工作,他除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并做指示外,还在重大问题上给编辑部积极支持。1960年以后,征文作者受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影响,来稿的开头都要写几句毛主席指示,结尾说一句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编辑部正在研究这种稿件如何处理时,看到了中央转发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黄涛带领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了这一文件,并结合学习检查了编辑部的工作,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最后向总政写了报告,傅钟大笔一挥,写下:同意。后来编辑部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执行的。在当时条件下,傅钟这样做很不容易,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批评大权在握的林彪的。
张云逸大将、王树声大将曾到编辑部看望过全体同志。刘少奇主席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打电话对编辑工作做过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