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命是什么，我觉得命就是生存发展的机会。康诰中讲，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大学进一步讲，善就会得命，得到这样的机会，不善就会失去这样的机会。《楚书》说楚国人就是把善作为唯一的宝贝。那么什么是善呢？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的舅舅子犯是随重耳流亡的主要大臣，并对重耳的性格素养起到重要作用的长辈。也许是骨肉相残、长期离开故乡的流亡生活给他的启示，他对重耳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是宝贝，只有仁爱的亲人才是无价之宝。这句话可谓是意味深长。重耳流亡是因为后母相逼、兄弟相残，这时候当然更加怀念相互仁爱的亲情关系了，越是难以得到的，就越是认为是至宝，这是第一层面的理解。进一步理解，作为受到无情的亲人伤害的受害者，依然秉持着仁爱亲人之心，而没有复仇的恶念，实属难得。正是宽厚仁慈的品质，才成就了重耳春秋五霸的辉煌。接下来，大学引用《秦誓》以一位大臣的形象为例，对善做了进一步详细说明。说有那么一个大臣，人很真诚，却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他有心胸宽广，有容人之心。容人之心不仅要能容人之不足（这个相对容易些），更要容人之长（这个就比较难了）。这位大臣对待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就好像这种能力就是他自己的一样，毫不嫉妒，反而欣赏。如果别人品德高尚，具有很强的处事能力，他会打心眼儿里喜欢那个人，就好像那人所说就是出于自己的口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容人。用这样的人才能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才能对国家有利。反过来，如果面对一个有技能的人才，因为嫉妒而厌恶他；对待德才兼备的人缺从中作梗，使人才不能得到领导赏识而无法施展。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确保黎民百姓的利益的，对国家来说也是很危险的。对于这种人，仁人君子就会让他远离权力中心，放到边远地区，不会祸害国家。所以仁爱的人君是善恶分明的，爱憎分明的。遇到贤德的人却不能举荐，举荐了之后却不能重用他，这是一种轻慢的行为。遇到不善的小人不能罢黜，即便罢黜了却不能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对大家欣赏的人或品格讨厌，对大家讨厌的人或品格却喜欢，这就是所谓的违反人的本性。一旦违反人的本性，灾祸必将到来。

如此说来，善与技能无关。亲君子远小人，有容人之心，有爱贤之意，才是善的根本。大学指出了人君的两大错误：贤不能举（指态度）、举不能先（指程度），所以光有容人之能不行，不给予重用，那是假容，一错也；恶不能退（指态度）、退不能远（指程度），所以可容人之短不可容人之恶，否则就是二错也。

那么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里面两句话就说明了这个标准：一能不能保子孙黎民；二是否好人之恶、恶人之好。行为处事按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的，就基本上是善类。如果他的行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那就一定是善了。这个标准很简单，很实用，也是深入中国人血脉中的。

最后归结到第一句话：尽管生存发展的机会不会一成不变的，但是只要坚持善心善举，从长远来看，命必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