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小街是平民“生活街”

从东二环路（旧日城墙和护城河）至东单大街东四大街和北新桥大街，南、北小街两侧的胡同里大约生活着二十万老北京人，约占东城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因而也促进了南、北小街商业街的形成。

南、北小街商业业态，大多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修理、理发、药店、洗浴等服务性行业，六百年来一贯如此。

明清时期的南北小街是老北京人生活区里的商业街，多小商铺，且均与北京人日常生活必须的茶米油盐酱醋茶有关，如油盐店、肉铺肉床子、酒铺、当铺、绒线铺、布店、药店、茶叶店、山货店、冥衣店、裁缝店、文具店、杠房等等。

笔者在这里仅聊聊咱们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油盐店、杂货铺和绒线铺。

老北京的油盐店主要经营油、盐、酱、醋、酱菜和腌菜。有的店还兼营蔬菜、米、面和杂粮。油盐店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散落在京城的街头巷尾。到解放前夕，北京约有大小油盐店一千六百五十家，职工有两万人左右。

最初在北京开设油盐店的是山西人。早在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为充实京畿之地，曾两次从山西移民来京。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开颜料店的居多，后来大都改为经营票号、钱庄和当铺；晋南的临汾、襄陵人多开油盐店。闻名遐迩的“六必居”酱园，就是嘉靖九年，临汾西杜村赵姓商人开设的。

到了清朝中后期，京东回民在京都开设油盐店的日渐增多。北京的“天”字号酱园，如西单的“天源”，王府井大街的“天义成”(后叫“天义顺”)等，都是京东人开设的。“天”字号油盐店，虽属京酱园，但酱菜大部分是用甜面酱制作，甜咸适口，味道鲜美，很受南方人欢迎，故又有“南菜”之称。据说咸丰年间，宫内御膳房所用小菜，都为“天义成”所制作，西太后慈禧最喜欢京酱园的特产桂花糖熟芥。

清末民初，大批山东黄县、掖县一带人，来京做粮食买卖。他们除经营粮食外，也兼营油、盐、酱，醋，并作酱菜应付市。如解放初期被镇压的“粮老虎”王振亭经营的“永生厚”、“长顺”等字号，就是这样的油盐店。

因而，老北京的油盐店素有山西屋、北京屋、山东屋之分。这些油盐店都有自己的“前店后场”。前店搞经营，专管应酬买主，招揽顾客。有的前店又有油柜、粮柜之分，油柜经营油、盐、酱、醋、酱菜和腌菜，兼营蔬菜；粮柜经营米、面和杂粮。后场搞生产，负责腌菜、酱菜，做酱、做醋和加工定货。有的后场还配有磨面房和磨油房。

前店包括东家、掌柜、记帐、跑粮市的、跑油市的、跑菜市的以及十来个伙计和学徒。前店的学徒除日常营业外，还要伺候东家和掌柜。一般说来，前店的伙计们穿着整齐，而且都能识几个字儿，因为前店的伙计大多与东家是同乡，所以，他们享受的待遇要比后场工人高些。

后场工人一般都是河北唐，完、定，曲阳和望都县人。后场工人的等级很鲜明，最高的是掌作。掌作由技术高、工龄长的老师傅担任，大多是东家信得过的工人。他们负责技术指导，并管理后场工人，平时干活不多，关键时才亲自动手。二掌作，也叫“二头”。负责给前店上货，掌作不在时，二掌作管事。二掌作以下叫伙计。新来的学徒叫力把，重活、畦活都是力把的事，还得供掌作递茶倒水，等到技术熟绦后，才能慢慢往上升。

油盐店的生产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在后酱醋房的墙上都贴有这样的对联，“调和酱为首，五味醋当先。”有的酱醋房还供着“酱祖”、“醋姑”的牌位，每逢初一、十五，早晚一炷香，以祈求生产顺利。相传旧历三月二十四日是“酱祖”、“醋姑”的生日，每年到这一天，后场的工人都要放假，看戏聚餐，欢庆纪念。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北京解放。

南小街最有名是东总布胡同西口60号的酱园。三间门脸坐南朝北，后面是一个拥有三进院落的大宅院，总共有60多间房。

东总部胡同60号（旧门牌46号）始建于清末，是一所大型三进四合院，院门坐南朝北在东总布胡同，宽2米多，阔可进马车。大院是个山西人开的酱园，制作黄酱和咸菜，三间门脸儿房设店铺，里面是作坊、主人住宅和大小伙计们住的十几间厢房。院子很深，北起东总部胡同，南至顶银胡同。解放后，在顶银胡同开一骑墙门，称顶银胡同47号。人称该院“大酱园”。

1953年春天，由中国作家协会出资买下这座大酱园，作为部分作协领导和驻会作家以及工作人员的宿舍。不知是因生意不好，还是酱园已倒闭，总之主人逃之夭夭了。然而当时山西房主卖房者还提出一个古怪条件，得连同院子里的300多口腌菜沤酱坛子一道买下来，可见当初买这所宿舍宅院时，中国作协下了不少力气。这个大院子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见证、也是新中国发展史的重要见证、是当之无愧的名人故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著名作家萧乾、赵树理、刘白羽、严文井、陈白羽等都住过这里三间门脸房虽已改为民居50多年了，仍不失山西人建房讲究质量的特色。2009年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

老北京除了有“前店后场”的油盐店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位处偏僻寂静的小胡同，深受民间百姓欢迎的小油盐店。这类油盐店多者十来人，一般三五人，没有后场，是自购经销。在闹市口至东直门的南北小街里，由于受地域的限制，大多都是小油盐店，不下几十家。他们就是解放后南北小街副食店的前身。

关尔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北京副食供应紧张是从59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夏季的蔬菜很便宜而且丰富，2分钱一簸箕西红柿，足有四、五斤。可能是因为京津地区连降暴雨的原因，59年放暑假时，街道给每户发了菜卡，每人每天四两菜，每天早上由那个叫“天昌副食店”的售货员推着车到胡同卖菜，居民们提前到那儿排队等候，售货员拿着一支红铅笔，买完菜的就把菜卡上相应那天的号数划掉。

北京人感到粮食恐慌、工业产品缺乏及质量下降大概是在1960年，那时的北京晚报是一份平民化报纸，每天四版2分钱一份，极受北京市民欢迎。六十年代第一年，突然有一天报纸变黑了，纸里还镶嵌着些细小的草梗或麦秸，而且缺乏韧性很容易折破。学生用的铅笔和书本质量也有所下降，饭店里卖的包子、馒头也显得黑了些……。糖果、点心、副食也按定量发票配给，大约每人每月二两糖果，半斤点心，但一些商店有卖高价糖果、点心的，大约比要票的糖、点贵5—8倍（当时要点心票的桃酥0.66元一斤，一斤收6两粮票，不要点心票的高价桃酥其色泽比要票的鲜艳一些，约3块多一斤，也收6两粮票，至于那些奶油蛋糕、点心就更贵了）。当时流传：“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的民谣。大概是说一般人吃不饱，吃下的食物很快就被消化完了，没有多余的东西可去茅房排泄。

副食店以经营食品为主，兼售少量杂货。老百姓日常的生活用品，一般用“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个字来形容，其中就有七分之五来自副食店。不光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名称叫法各异，“杂食店”、“食品店”“油盐店”“小铺”等。其实，外国人也离不开副食店。

解放后，北京城的副食店有多少？很少能查到准确数字。有知情人诙谐地透露说，“北京城的胡同有多少，副食店就有多少！”据调查，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就取平均数吧，北京城国营、集体、大街、胡同里的大、中、小副食店大概有5000家。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胡同里的小副食店。

旧京在小街小巷中都有卖小百货的绒线铺。小铺中最多不过掌柜的、伙计、徒弟三个人售货。其格局十分简单，大多是一间门面，一进店门迎面有一柜台，两边各有较高的玻璃门壁橱一个，盛放货品。绒线铺所售的货品，大都批自崇文门外花市一带，再有则是天桥东的大市或东晓市等地。小绒线铺其所售百余种物品，有各种棉花线、洋丝线、衣线、丝线等等缝衣或绣花用者；红头绳、松紧带、袜带、手套、袜子、网子（妇女梳头用）、皮鞋带、麻绳等。还有雪花膏、蛤蜊油、梳头油、扑粉、胭脂膏、口红以及香皂、药皂、猪胰子、牙粉等。以及别针、领钩、裤钩、气眼、发卡、拉锁、顶针、锥子、各种缝衣针、绣花针、刮脸刀片、牙刷、皂盒、手电筒、蜡烛、煤油灯、气门心、奶瓶、牙签、火柴、纸烟等。季节性用品苍蝇拍、蒲扇、小折扇、薰蚊香、仁丹、万金油、“长春堂”的避瘟散、无极丹等等。这些小铺儿在街道上是不起眼的，所售商品也没有值钱的，掌柜的所谋求的只是蝇头小利，不过是维持生活，伙计与徒弟也只是“混碗饭吃”而已。他们过着清苦的日子，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在小铺中等待主顾光临，卖的虽是针头线脑儿零七八碎的小百货，但是货真价实，和气生财；胡同里的大娘、大嫂们常来买东西，那些东西老百姓过日子都还很需要。下面附图是丰台宛平城老北京微缩景观绒线铺的景观。

北京的小杂货店在胡同中很常见，始见于元代。一般买的都是居民日常所需，来买东西也都是多年的老街坊。杂货店一般都是临街住户把自己房子加以改造，小的就是开个窗户，大点的顶多开个门，经营上很是随意，在家一一边做着家务，来了买主只要敲敲窗户，敲敲门，或者您干脆来一嗓子（告诉店主你要什么）这买卖就做成了。

周围居民也是图个方便，临做饭了酱油没了，直接从杂货店嘀啦一瓶。而且都是街里街坊，没带钱还可以赊账。久而久之胡同中的杂货店也成为胡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像现在的手机，您可以一天不打电话，但万一哪天没带，这个别扭劲就别提了。杂货店也一样，可能平时谁也不注意它的存在，可当您想来包烟的时候您就发现它的便利，万一哪天没了也是两字“别扭”。

推门进去，“买什么您呐？”店主亲切的问。“来包烟，‘工农牌’的多少钱？”“二毛一包。”交钱走人，临走店主还不忘说一句，“再来您呐。”买与卖，问与答之间都透着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解放后公司合营，这些杂货店改称副食店，由于门脸不大，有个只有一间房，不少人昵称它为“小铺儿”。

自五十年代起，提倡过日子要“生产节约”，不少“小铺”还代收酒瓶、碎玻璃、铜铁锡废金属、牙膏皮、废电池、旧塑料什么的。